我第一次去姐姐家，姐姐的婆婆养了一群鸡鸭，她们舍不得杀一只招待我，炒了一碗白萝卜给我吃。 那天我背着老家带来的山核桃和柿饼，转了两趟大巴车才到姐姐所在的镇子。下车时正撞见姐夫骑着三轮车来接我，车斗里堆着刚从地里收的红薯。“你姐在家忙活呢，说要给你露一手。”姐夫咧嘴笑着，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帮我把行李搬进车斗。 进了院子，十几只芦花鸡扑棱着翅膀从脚边跑过，鸡窝旁的鸭群嘎嘎叫着，扑腾起一地鸡毛。姐姐系着碎花围裙从厨房探出头，眼睛亮闪闪的：“可算把你盼来了！”话音未落，里屋传来一声咳嗽，姐姐的婆婆拄着拐杖慢悠悠走出来，灰布衫洗得发白，发间别着的银簪子早没了光泽。 “妈，这是我小妹。”姐姐连忙介绍。婆婆上下打量我一番，点点头没说话，转身往堂屋走：“灶火别烧过了，炖的萝卜汤该糊了。”我心里“咯噔”一下，原以为姐姐会像小时候那样，偷偷宰只老母鸡给我解馋——记得每次我去外婆家，她总会提前攒下几个鸡蛋，煮得香喷喷的塞进我书包。 饭桌上摆着四个菜：清炒白萝卜、凉拌黄瓜、一碟咸菜，还有一大锅萝卜汤。姐姐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多吃点，都是自家种的。”我望着油星寥寥的白萝卜片，喉咙发紧。婆婆坐在上座，用筷子尖挑着咸菜，忽然开口：“现在鸡鸭金贵得很，鸡蛋能卖钱，养大了过年还要送人。” 姐姐的脸瞬间涨红，低头扒拉着米饭不说话。我强笑着说：“萝卜好，清肠胃呢！”可咽下第一口时，眼泪差点掉下来。记忆里，姐姐出嫁前，每次我来县城找她，她都会带我去小吃摊，买热腾腾的糖糕和豆腐脑。那时她总说：“等姐以后有了家，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饭后，姐姐把我拉进她的房间，从床底摸出个铁皮盒：“本来想给你惊喜的。”打开一看，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六个咸鸭蛋，还有两块用油纸包着的腊肉。“妈不让动荤腥，说要留着待客。”姐姐压低声音，眼眶泛红，“这些是我偷偷攒的，晚上咱俩煮了吃。” 夜深了，我和姐姐躺在吱呀作响的木床上，听着窗外鸡鸭的低鸣。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照见墙上贴着的泛黄奖状——那是姐夫年轻时在村里得的“养殖能手”奖状。姐姐轻声说起这些年的日子：婆婆掌管着家里的大小开支，连买包盐都要记账；姐夫每天天不亮就去镇上卖菜，傍晚才能回来；她除了操持家务，还要去地里帮忙。 “其实妈也不容易，”姐姐突然说，“公公走得早，她一个人把姐夫拉扯大，过惯了苦日子。”正说着，门轴突然发出“吱呀”声，我们慌忙装睡。借着月光，我看见婆婆蹑手蹑脚走进来，在床前站了许久，轻轻给我们掖好被角，这才转身离开。 第二天一早，我被院子里的抓鸡声吵醒。推开门，只见婆婆正追着一只肥硕的芦花鸡满院子跑，白发被风吹得凌乱。姐姐举着竹竿在一旁帮忙，见我出来，笑得眼睛弯弯：“妈说今天给你炖鸡汤！”婆婆喘着粗气，终于抓住鸡的翅膀，嘟囔着：“就当提前过年了。” 厨房里，柴火噼啪作响，鸡汤的香气渐渐弥漫开来。婆婆往灶膛里添着柴火，忽然开口：“别怪奶奶小气，去年冬天闹鸡瘟，死了大半，剩下的实在舍不得……”她用袖口擦了擦眼角，“你姐总念叨你，说你最爱喝她炖的汤。” 那天的鸡汤格外鲜美，鸡肉炖得酥烂，汤汁泛着金黄的油花。婆婆把鸡腿夹进我碗里，又给姐姐盛了满满一碗：“多吃点，你俩都瘦得跟竹竿似的。”姐姐冲我眨眨眼，悄悄在桌下握住我的手，掌心温热。 临走时，婆婆往我包里塞了十个鸡蛋，还有一兜刚摘的青菜：“下次再来，奶奶给你杀鸭子。”车启动的那一刻，我看见姐姐和婆婆站在村口，身影越来越小，却像两颗钉子，牢牢钉在我心里。原来生活的艰辛，会让人把珍贵的东西藏得很深，但那份血脉相连的亲情，总会在某个瞬间，冲破所有的隔阂与误解，化作最温暖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