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滩“宁波帮”头面人物、沪上大闻人、商界“阿德哥”虞洽卿，因为大肆扩张旗下的三北轮船公司，但又竞争不过外商轮船公司，其实早已不堪重负，成了只有圈内人才知道的“举债大王”、“躲债大王”。 1937年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虞洽卿每天一睁眼，所要面对的就是怎样去借钱，如何来躲债。 关于虞洽卿绞尽脑汁，用各种手段来借钱的轶事很多—— 1920年，北洋政府财政次长李思浩来上海参加南北和平会议。虞洽卿为了从这位“财神爷”手里借钱，特派心腹陈良初去献策。 见到李思浩，陈良初说，“南北议和期间，北方代表团应广泛联络南方有声望的地方人士，制造舆论，压制南方。” 说着，陈良初就把话题引到了虞洽卿身上，说虞洽卿在上海滩十分有势力，如果他肯出面相帮，势必能成。 李思浩不知道这个是套，连忙请陈良初找虞洽卿帮忙。 这时候，陈良初就说了，“虞先生因调拨头寸，正在大伤脑筋，恐怕无暇及此。倘若能为他介绍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新之贷些款项，他一定能够为你奔走。” 陈良初将话说到这个份上，李思浩不好回绝，只好照办。 就这样，虞洽卿从交通银行贷到20万。 对场面上的人如此，对老朋友，虞洽卿有时候更是挖空心思。 一年除夕，上海兴业银行地产部经理蒉延芳到三北公司办公室找虞洽卿话旧。刚坐下，虞洽卿笑着对老朋友说，“你来的正好，我现在差5万元的款子，你能不能帮帮我？” 蒉延芳问他，“你用什么作抵押？” 虞洽卿说，“我的船，你随便拣一只。三北公司借，鸿安公司担保。” 蒉延芳听了，摇头说，“你太高明了，谁不知道这两个公司都是你的。自己借钱，自己担保，你要我怎么交代？” 虞洽卿说，“都是老朋友，抵押和担保不过是一种手续，你想想办法，肯定能交代过去。” 蒉延芳硬着头皮，帮虞洽卿贷了五万。结果，这5万刚到手，虞洽卿马上又说，“实不相瞒，还差5万。” 蒉延芳气的质问他，“刚刚为什么不说？” 虞洽卿说，“刚才要是说了，我怕那5万也借不到。” 这话的潜台词，如果不再借5万，刚才借的那5万还起来就难了。蒉延芳没办法，只好替他再去张罗另外的5万。 就是上海滩头号大亨杜月笙，也上过虞洽卿的“当”。 有一会见面，虞洽卿对杜月笙说，“月笙，在上海滩，武数你，文数我。如果我拜你做老头子，你拜我做先生，你说这岂不是好事一桩。” 杜月笙知道这是戏谑之言，但架不住这种捧法，遂表示好说好说。哪知道，虞洽卿接过这话，转身就向杜月笙的银行调款，拆了一堆烂账，杜月笙不得不自叹不如。 有人统计，到了1937年，已经73岁的虞洽卿，仅四明银行就欠债高达300万之巨。为了躲债，他整天跟儿子在催债的人面前唱双簧，因为毕竟还没有暴雷，江湖地位尚在，那些催债的人也不好当面拆穿，只好在背后无奈地调侃，“大躲在浴室，小躲在戏园。” 虞洽卿后来翻身，成为真正的巨富大亨，靠的是以爱国救民的名义大发国难财。 第一次大发国难财是在1937年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后，当时，上海附近大批难民涌入租界，虞洽卿趁机向租界当局提议成立华洋合作的救济机构，提议得到批准，他被推举为会长。从此，他在开展慈善救济的幌子下，明面上说是为上海市民从越南购进平价米，实际上夹带了不少私货，搞高价米赚了太多的暴利黑心钱。 上海人骂他是“头号米蛀虫”，他还满腹牢骚地为自己辩解：“好人难做，我办平粜原是救济民食，偶因吨位不足，水脚要浪费，也办些米来凑足吨位，这不能算假公济私。平粜会其他常务委员办米比我办得多，现在却把责任推在我一人的头上，人心真是太可怕了。” 靠着大发国难财，虞洽卿在这一时期，在上海购进了大批房地产，以100万元买进了南京西路成都路盛宣怀家祠地皮，以51万元买进了“大上海”大戏院，70万元买进了神州旅馆门面，除此之外，还有不少。 这个时候，杜月笙已经去了香港，而虞洽卿却留在上海大肆囤地，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有人说，虞洽卿的民族气节还是不错的。 但也有人说，他后来之所以离开上海，那是因为汪伪76号吴世宝见他发了大财，扬言要绑架他；军统戴笠也在严厉警告他，不得与日伪往来。 这么说的话，虞洽卿是为了保命，才离开的上海。 所以，在抗战大事以及民族气节上，虞洽卿是远远不如杜月笙的。 到了大后方，虞洽卿故技重施，以抢运抗战物资的名义，在重庆组织“三民贸易公司”，走陆路以很低的价钱从缅甸运回大量的五金以及日用百货，然后加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买给大后方的抗战军民，第二次发了国难财。 早年，虞洽卿在上海滩有“赤脚财神”的名号，实际上他是个悭吝鬼，宁波同乡对他的印象非常恶劣。这一点，他更不如杜月笙。 1944年，虞洽卿曾偷偷回到温州处理家产纠纷，有些宁波同乡听说他发了财，向他告贷救急，他却避而不见。 虞洽卿待手下也极刻薄，使大家都有吃不饱、饿不死之感。 1944年，虞洽卿死在重庆，时年78岁。 跟过他的人，很多都骂他“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损人利己，丧尽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