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6岁的鲁迅开始大口吐血，鲁迅母亲得知后，发电报骂39岁的许广平：都是你害的。果不其然，几天后，鲁迅卒。 那年，56岁的鲁迅因突发气促瘫卧病榻，指甲泛起青紫色，他的母亲从北平发来电报，直指时年39岁的许广平："祸由汝起，吾儿若有不测，必与汝决！" 五日后凌晨，这位以笔为戈的战士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停止了呼吸。 实际上，他与疾病的缠斗由来已久，1936年267天中有121天涉病记录，咳嗽、低热、肋痛常年困扰着他。 当年3月突发气促时，日本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诊断为"支气管喘息"，但五月底美国肺科专家会诊后，从他右胸抽出100毫升积液，并指出真实病源在肺部，X光片显示其左肺存在巨大肺泡，这正是后来夺命的隐患。 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在9月写下杂文《死》，留下七条遗嘱，其中"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宣言，恰似其刚烈性格的写照。 当10月18日再度发病时，须藤仍按"支气管喘息"施治，注射后断言"明日即无碍"，未料当夜他肺泡破裂，气体压迫心肺，于19日黎明窒息而逝。 四十八年后医学专家重审胸片，确认夺命真凶是自发性气胸，这在1930年代本属可治之症。 病魔之外，他的情感世界同样布满荆棘，1906年母亲安排的包办婚姻，让他与裹足不识字的朱安结成夫妻。 婚后第四天他即远走日本，此后二十年仅维持名义夫妻关系，朱安在北平侍奉婆母，婆婆视若亲女。 1927年他与学生许广平在上海同居，虽育有子嗣周海婴，却始终未获母亲承认，至死未见许广平母子，甚至致信友人指责许氏"损豫才生前之闻望"。 他离世后，家庭矛盾浮出水面，因战时物价飞涨，北平的鲁瑞与朱安生活困顿，要求许广平增加接济遭拒，鲁瑞在信中痛诉"卖身也无补矣"，认为许广平独吞了儿子存款。 而许广平此后的人生同样坎坷，1941年为保护他的手稿遭日军拘押，出狱后缠绵病榻，最终在1968年因手稿失窃急火攻心而逝。 上海万人空巷送殡，民众自发为灵柩覆盖"民族魂"锦旗，但争议始终伴随身后事，周建人、周海婴公开质疑须藤医生的诊治，因其曾为日本军医且诊疗记录存疑。 鲁迅逝世后须藤迅速返日，其诊所1939年日接诊量高达170人，直至1959年胃癌离世。 穿透历史烟云可见，鲁迅的早逝是多重因素交织的悲剧，三十三年烟龄摧残了本就脆弱的呼吸系统，医患沟通的隔阂延误了救治时机，那时候的鲁迅不通英语，顾及其颜面未换医生，而家族关系的紧张更如无形枷锁。 当这位洞察人性的智者写下"忘记我，管自己生活"的遗嘱时，或许早已参透：生命终有尽时，唯思想可破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