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1年，明朝举办第一场科举考试，山西才子郭翀获得会试第一名。殿试时，朱元璋看到郭翀的长相十分失望：“长这么丑，当状元岂不是给朝廷丢脸？”，于是他走到第24名面前，竟说道：“状元就是你了”。 金銮殿的地砖映着烛火，郭翀的膝盖硌得生疼。他攥着那篇熬了三夜写成的策论，指尖还留着墨香——里头写的“均田赋”“兴学校”，都是他走了二十里路去看农田水利时琢磨出来的。可皇上盯着他的脸，眉头皱成了核桃：“你这模样，要是让番邦使者看见，还以为咱大明没人了？” 这话像把钝刀，剜得郭翀眼眶发烫。他想起乡试时考官夸他“文如其人，刚正不阿”，想起乡亲们凑鸡蛋送他进京，此刻却只能看着皇上走到吴宗伯跟前——那是个长着丹凤眼的江南书生，作揖时袖口的云纹绣得一丝不苟，连磕头的弧度都像量过似的端正。“就你了，状元郎得有个状元的样子。”朱元璋拍了拍吴宗伯的肩膀，笑得比看见新铸的铜钱还亮堂。 说白了，这事从来不是“以貌取人”这么简单。朱元璋从乞丐熬成皇帝，最怕别人瞧不上他的出身，连写圣旨都要故意带点乡野粗话，何况是象征国家门面的状元？就像他让人把皇宫地砖磨得能照见人影，把龙袍上的金线绣得比元廷还气派，骨子里都是想告诉天下人：“咱朱重八坐的位子，体面得很！” 可苦了郭翀。这个在窑洞里头悬梁刺股的寒门子，以为闯过“三场熬成鬼”的会试，就能把穷酸气踩在脚下，却败给了一张脸。后来他去做了巴州知州，顶着风沙修了十八里水渠，老百姓编了民谣唱“郭知州，脸虽丑，心似秋阳暖田亩”，可京城的官儿们聚在一起喝酒，还会指着他的画像笑：“当年要不是皇上嫌他丑，咱这会儿得管这么个‘丑状元’叫大人？” 吴宗伯的状元郎倒是风光。他写得一手漂亮的馆阁体，给皇上贺寿的文章能把“祥瑞”二字翻出八样花样，可让他去管河患时，却对着决口的大堤直抹眼泪——比起郭翀在田地里踩出来的经验，他肚子里装的全是“君父至上”的空道理。这场本该选“治国能臣”的考试，最后成了选“皇家花瓶”的选秀。 如今再看这段旧事，荒诞的哪里是一个皇帝的“颜值癖”？分明是封建皇权把“人才”当成了装点门面的工具。科举制度喊着“公平取士”，可当最高权力者能凭一句话撕毁规则，所谓“学而优则仕”，终究不过是挂在金銮殿上的一幅漂亮幌子。郭翀被贬时踩过的青石板路，吴宗伯戴过的状元帽穗子，都在无声地说着同一个真相：在皇权至上的时代，所有的“规矩”，都抵不过上位者的一时好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