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名被俘国民党空军夺机叛逃，掳走3名解放军，抵达台北后受到隆重迎接。

这张照片定格了六名国民党空军成员站在蒋介石面前，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几个月前，他们还是解放军的俘虏，命运的转折令人唏嘘不已。这一切，都源于一架编号为303的C-47运输机。1949年9月，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全国各地人心惶惶，纷纷谋划退路。20日下午，这架303号飞机从成都起飞，前往银川，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护送宁夏军阀马鸿逵的家人前往台湾。

机组人员包括中尉机长毛昭宇，少尉副驾驶潘肇雄，以及通讯员王近愚、机械师陆培植、冯明鑫和国民党中校军官姚全黎。他们起飞前信心满满，认为银川驻扎着国民党三个军，任务轻松，次日就能平安返回。现实却与他们的预想大相径庭。9月20日，解放军第19兵团对银川发起攻击，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许多部队纷纷倒戈。下午3点40分左右，303号飞机降落在银川西花园机场，机组成员立刻被机场守卫控制。随后，他们得知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他们要接的人，早已在一天前乘坐其他飞机飞抵成都，由于通讯中断，他们未能及时收到通知。

当时，解放军非常重视航空人才，正积极组建人民空军，急需专业技术人员。因此，他们对这六名俘虏采取了优待政策，希望他们能弃暗投明，为人民空军效力。这六名空军成员表面上表示愿意留下，并信誓旦旦地承诺为人民空军贡献力量。他们暗地里却另有打算。

机长毛昭宇是国民党空军副司令毛邦初的儿子，其他几人也都是顽固的国民党分子。他们之前的表态只是为了迷惑解放军，放松警惕，以便伺机逃跑。由于解放军在看管俘虏方面存在疏忽，没有将这六名可疑人员分开看押，给了他们密谋的机会。期间，他们还试图煽动其他国民党俘虏一起劫机逃跑，但无人响应，也没有被上报。

两周后，露天停放的303号飞机出现锈蚀，机场安排机组人员进行维修。毛昭宇抓住机会，提出需要六人一起作业，巧妙地避开了解放军的怀疑。10月3日，负责机场防空的炮兵连将飞机拖到跑道，连长李果仁带领20多名士兵登机监督，机场负责人洪良和第19兵团机要参谋潘国杰也一同登机。

登机后，毛昭宇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他声称飞机超载，启动设备容易漏电，以此为由，诱使洪良等人让无关人员下机，最终只留下洪良、李果仁和潘国杰三人。洪良坐在副驾驶座上监视毛昭宇，同时好奇地观察飞机；李果仁和潘国杰坐在货舱里，毫无戒心。转眼间，形势骤变，毫无防备的三人落入了这六名国民党空军精心设计的圈套。

毛昭宇瞅准时机，立刻实施劫机计划。按照预先的约定，飞机滑跑的瞬间，六名机组人员突然暴起发难。毛昭宇启动飞机，飞机刚开始滑行，洪良等人才意识到情况不对，但为时已晚，他们被六人制服，枪也被夺走。飞机的轰鸣声掩盖了机舱内的打斗声。地面人员发现飞机异常滑行时，飞机已经加速到无法追赶的地步。最终，毛昭宇和潘肇雄成功驾机起飞。

一个多小时后，303号飞机降落在成都。国民党空军得知六名机组成员的“壮举”后，立即命令他们飞往广州。10月5日，飞机在广州降落。这六名叛逃者知道，在国民党看来，他们的行为将被视为“英勇之举”，他们也期待着丰厚的奖赏。

果然，第二天，303号飞机押着三名俘虏抵达台北。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将飞机命名为“忠勇号”，似乎在向世人宣扬他们所谓的“忠诚与勇敢”。10月9日，这六名机组人员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一时风光无限。

他们的行为给解放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解放军损失了三名经验丰富的老兵。这件事也让解放军深刻反思，在对待俘虏和技术兵种的管理上，需要更加谨慎和完善。

而那三名被俘虏的解放军，命运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炮连连长李果仁被俘后立即叛变，而潘国杰和洪良则选择隐藏身份，继续与敌人周旋。后来，潘国杰于1952年被遣返回大陆，1976年去世，7年后才恢复荣誉和待遇；而洪良的下落则至今不明，很可能因为密谋反抗而被敌人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