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陈秀芝抛下年幼子女和丈夫常书鸿，跟下属私奔，多年后与女儿在杭州相遇，她衣衫褴褛，目光呆滞，已下嫁工人并生下一子，她的一句话，让女儿深感理解，还每月寄钱给她。 民国初年，1908年，陈秀芝出生了，家境优渥，标准的江南大家闺秀。她从小心灵手巧，对艺术的那点悟性，连老师都夸“这孩子有前途”。家里也开明，姑娘家学雕塑，家里还真支持，后来还送到杭州艺专深造。 不过，陈秀芝这人，不安分。她喜欢闯荡。上学那会儿，认识了常书鸿，这个男人也不简单，搞绘画、满脑子都是艺术理想。俩人一来二去好上了，热乎劲儿头上，1925年干脆结婚，真应了那句“天作之合”。新婚不到两年，常书鸿就拿到去法国留学的资格。你以为家里反对？没有，人家陈秀芝直接也考上了法国里昂美院雕塑，俩人一起去了巴黎。 这段日子，过得像小说。白天上学、晚上创作，陈秀芝穿得漂漂亮亮，常书鸿画画有灵感就让媳妇当模特，家里还添了个女儿常沙娜。巴黎的生活没钱倒是真，但年轻人有劲头啊！每到周末，大家伙还在河边野餐，时不时搞点沙龙活动。 可你说命运吧，有时候比电视剧还狗血。1936年，常书鸿在旧书摊上翻到一本《敦煌图录》，一下子就走不动道了。这个男人脑子里从此只有敦煌，他嚷着要回国，要守着那些古老壁画。好不容易日子在巴黎稳定下来，突然要拉着全家回去吃苦头？可拗不过丈夫那股劲头，她最终还是同意回国。 回国以后，局势更乱。抗战爆发，他们跟着人潮一路南逃，上海、杭州、贵阳、重庆，哪儿都安不下心。动荡不安中，陈秀芝心里其实明白，丈夫一直惦记着敦煌那块地方。1943年，这一天终于来了。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研究所的负责人，把全家老小都带进了西北的大漠。 说真的，谁要是觉得敦煌是啥风水宝地，那绝对是纸上谈兵。大风一吹，沙子能进眼睛、嘴巴、甚至饭碗。取水要跑好远，冬天屋里冻得睡觉都得裹棉被。别提咖啡、面包了，能吃上一口热米饭就是谢天谢地。陈秀芝以前从没受过这罪，她本就细皮嫩肉，做什么都讲究仪式感。结果到了敦煌，连化妆品都舍不得用，每天照镜子都觉得自己不认识自己了。 两口子之间的气氛也肉眼可见地变糟。一个成天钻洞子画画，对家事视而不见；一个从心里咽不下这口气，整天郁闷。家里头火药味越来越浓，有时小吵一架，有时大吵闹翻天。身边没个知心人，她的孤独和失望日积月累。 这时候，赵忠清出现了。也是浙江人，退伍军官，后来被研究所招来管后勤。这个人说话风趣，待人热情，经常帮陈秀芝拿个水，送点饭。你说女人，最怕就是心思没人懂。家里那个成天只认艺术的丈夫，冷漠得像冰山，倒是这个老乡，天天嘘寒问暖。日子久了，两人关系就微妙起来了。 1945年春天，陈秀芝找了个“看病”的理由，跟着赵忠清离开了敦煌，走得干净利落。这一走，把丈夫和孩子全撂下了。常书鸿气得不行，追了好几百里地都没追上，心头那股气，估计一辈子都咽不下。外人一看，陈秀芝简直是“背叛家庭”，把两个孩子和丈夫都扔了。 日子没有想象得顺利。赵忠清后来因身份被抓，没几年就病死狱中。陈秀芝又成了“单身母亲”，生活越来越紧。杭州的亲戚朋友谁也不想沾这摊事，没人愿意帮忙。她只能下嫁给一个普通工人，家里穷得叮当响。她一个堂堂留法艺术家，最后靠给别人洗衣服、干杂活过日子，日子过得比谁都难。 她和女儿常沙娜好多年没见。女儿从小怨她，觉得妈妈太绝情。1962年，两人终于在杭州见面。说实话，那天场面真让人心里发酸。记忆里的妈妈是漂亮、爱笑的女士，可眼前这个人头发蓬乱、眼神呆滞，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完全认不出来。母女见了面，都没怎么说话，陈秀芝只淡淡地说：“我也苦，这辈子就这样了，你别只怪我一个人。”沙娜听完，心里一下软了。很多年积压的气，都消了大半。 从那以后，女儿每月都会给母亲寄钱，五块十块的，悄悄地，没人知道。常沙娜心里真原谅她了吗？也未必。可她心里明白，妈妈这一生，到底是被现实推着走的，已经没有别的路可选。 1979年，陈秀芝因心脏病去世。临终那会儿，她手里一直攥着一张老照片，是在巴黎的那几年拍的。那张照片上的她，笑得那么开心，谁都没想到，最后会走到这种地步。 常书鸿，后来成了有名的大师，晚年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嘴上说“事业第一”，可心里未必真就放下了。常沙娜成了著名设计家，弟弟也有了出息，可对母亲始终是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感。 回头看这事，其实最扎心的不是“背叛”两个字，而是命运玩笑太大。谁能想到，一个留洋女艺术家，最后活成了洗衣工，谁又能想到，一段当年艳羡的婚姻，最后两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