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一位进士考中进士后即将当官，结果家中连续8位长辈去世，守孝丁忧24年，从此再没当过官。 大清朝的王培铸，浙江绍兴人，读书出身，家里世代是做点小买卖的，谈不上多大官气，但在当地也算体面。家里从他小的时候起，就盼着能出个进士。老话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家人省吃俭用，砸锅卖铁供他上学，指望着有一天能光宗耀祖。 偏偏他也争气，二十来岁中了秀才，三十岁刚出头就考中举人。再过了几年，乾隆朝末年，他一举中了进士。别看现在随便一个高学历，放在那个年月，进士什么概念？全家上下都觉得这下熬出头了。 考中进士那年，王培铸31岁。照理说，这年纪正是精力最旺的时候，又赶上清朝科举还在鼎盛时期，翰林院也等着招新人，按惯例他要选个翰林，前途不可限量。 但就在人生这关键节点上，老天像是跟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进士榜还没贴多久，家乡传来噩耗：母亲病重去世。这是什么心情？所有的光环、盼头、荣耀，还没捂热，就被一封家书全浇灭了。 讲一下当时的制度。清朝讲究“丁忧”，父母、祖父母要是去世了，做官的必须马上请假回家守孝。这不是家里说了算，也不是你自己决定，朝廷专门有一套流程，报给吏部，一切按规矩办。礼法说得明明白白：孝大于天。别说你是什么新科进士，就是当了大学士，遇到父母丧事，也得脱下官服，回老家三年。 就这样，王培铸的官帽子还没戴稳，直接从翰林院的大门口调头回了绍兴老家。所有人都理解，这叫孝顺。乡里乡亲虽说遗憾，但都觉得这是应该的事。 可问题来了，人生不是守三年孝就能风风光光回京城。偏偏他家里的事，一桩接一桩，让人觉得像是命里带着点不顺。母亲丧事刚过，父亲本来就年纪大了，加上丧偶的打击，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不到两年，父亲也去世了。还没完呢，守完母亲的孝，再接着为父亲守孝。 照清朝的礼法，正室、继母、甚至过继的父母，只要名义上是你的父母，你都得“丁忧”。而且清朝还特别讲究“承重孙”，长孙要替父母、祖父母守孝。王培铸家里，亲戚不多，独子独孙的命，这一条又都落在他头上。 更巧的是，他父亲去世后，王家的老人家觉得香火不能断，就把他过继给了叔父那边。叔父家也是无儿无女，希望王家香火不断，所有的重担，继续全落在他身上。谁料想叔父、叔母后来也相继去世，每次家里有长辈走了，都是他得回家守孝。 这里头其实有个问题，为啥都轮到他？一来是家里子孙少，所有辈分的孝道，全压在一个人身上；二来是当时的家规、族规就这么定的。说白了，命苦不是说说而已，这是真碰上了。 有人可能会问，为啥不能借口推脱，或者请个假，早点复职？不好意思，清朝的制度不是那么松，家里的事必须报给朝廷，每一步都有规定。若是有人敢隐瞒丧事或者“夺情复职”（就是明明还在孝期，强行上班），只要查出来，轻则降职，重则问罪，前途全毁了。 话说回来，他这一守孝，就是连着八位长辈相继去世。这里不是危言耸听，真有史料记载，《清稗类钞》里面写得很明白，王培铸31岁开始守孝，到55岁才结束，整整24年。期间，他不是没想过“赶紧把孝期守完早点复出”，但架不住家里人一个接一个出事。每一次丧期快满了，偏偏又有人走了。真的是孝服还没脱干净，又得披上。 这些年，眼看同窗、同乡一个个升官发财，有的已经做到七品、五品，甚至做了知府、道台。他却只能守着祖宅、素布长衫，天天祭祀祖先。朝廷那边也不是没念叨过他。嘉庆年间，甚至还传过话：“这人孝心可嘉，等他守完孝，吏部优先安排。”但到他孝期终于满了，人也从青壮年变成了知天命的年纪，早没了当年的那股子冲劲。 每到这时，不免让人心头一紧。努力半生，本以为金榜题名能一飞冲天，结果被家族、制度、孝道拉住脚步。这种感觉，换做谁都难受。但他还真没抱怨，一路走下来，没有灰心丧气，也没自怨自艾。 说到底，那个年代的“孝”，就是一切都得让位。无论你是读书人还是做官的，“孝顺”两个字，是所有道德的顶头一把锁。你可以不出人头地，但不能被戳脊梁骨说“不孝”。 这事儿合不合理？站在今天的角度，肯定觉得不可思议。二十多年黄金年华，都用来守孝，人生还有啥盼头？可换做那个时候，这就是天经地义。没有人觉得苦、觉得委屈，反而以为理所当然。 其实，这也反映了清朝社会对家庭、对孝道、对个人责任的极致推崇。你别看现代人讲自由，过去讲的是家族和责任。你能为家族、为祖宗牺牲个人前途，是一种美德，是“仁义礼智信”最直接的体现。王培铸没再当过官，但谁也不敢说他失败。反而是，大家都佩服他：能把孝道做到头，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