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颇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这样写道：“任何企图为‘样板戏’恢复名誉或使之东山再起的想法，同广大群众的意见和感情都是背道而驰的。”但样板戏仍未在舞台上消失，不仅在文艺晚会中以唱段、折子的形式频频亮相，而且也多次以整本的形式在各地上演。而在民间，样板戏唱段也非常火爆，大有与流行歌曲分庭抗礼之势。更有媒体以“民族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常演不衰”为题进行报道，称《红色娘子军》是中国芭蕾舞台上唯一能与《天鹅湖》一比高低的“红色经典”。而随之我们又看到了《样板戏能算“红色经典”吗？》的批评文章。但是，无论是“十年”中加在它身上各种耀眼的光环，还是之后出现的对它的指责批评，都不能消解样板戏作为一种历史真实的存在。 纵观中国乃至世界的戏剧艺术发展史，“样板戏”这一词汇绝对是独一份的存在，具有着极其特殊且复杂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它的最早出现，要追溯到1965年的3月，这一时间节点如同一个鲜明的印记，开启了“样板戏”这一特殊戏剧现象的序幕。 1965年，中国京剧院一团带着京剧现代戏《红灯记》开启了南下之旅。从3月12日开始，这出从内容到形式都堪称精湛的现代戏在上海正式登台演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人民群众对于具有时代精神和革命内涵的艺术作品充满了渴望。 与此同时，各种赞美以《红灯记》为代表的现代戏的文章如同雪花般纷纷见诸报端。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红灯记》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热情的赞扬，进一步推动了这部戏的传播和影响力。3月16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认真向〈红灯记〉学习》，这篇文章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其中首次出现了“样板”字样。文章中这样写道：“看过这出戏的人，深为他们那种战斗的热情和革命的艺术力量所鼓舞，众口一词，连连称道：‘好戏，好戏！’认为这是京剧革命化的一个出色的样板。”这一评价，不仅是对《红灯记》的高度肯定，也为“样板戏”这一概念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第二个高潮，是1964年6月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这次在北京召开的盛会是对当时京剧编演现代戏的一次全面检阅。可以看出，艺术家们经过数年的磨琢，艺术水平日渐成熟。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模仿和套用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而是开始大胆创新，尝试将现代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和艺术技巧融入到京剧表演中。 这次上演的30多个剧目中，产生了更多的优秀作品，如：《红灯记》《芦荡火种》《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智取威虎山》《洪湖赤卫队》《杜鹃山》《箭杆河边》等。这些剧目各具特色，有的以紧张刺激的情节吸引观众，有的以细腻动人的情感打动人心，有的以气势恢宏的场面震撼观众。 据扮演李奶奶的高玉倩回忆：“《红灯记》从剧本到表演构思都非常完整，它是一件完美的艺术珍品，这件珍品是阿老编导艺术的结晶。‘四人帮’拍摄《红灯记》电影时，想压缩短些，但因为阿老搞的原剧十分精炼完整，很难压减，像第五场根本没法再动，基本上保持了舞台演出的原貌。”这充分说明了阿甲在《红灯记》创作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 还有“赴宴斗鸠山”一场，阿甲处理成李玉和坐在椅子上稳如泰山，鸠山则上窜下跳，围着李玉和乱打转。这一巧妙的设计，充分表现了革命者“从容对敌，巍然如山”的英雄气概，也揭示了敌人外强中干、焦躁不安的本质。后来有人提出：鸠山的动作过多、过大，李玉和也应该动起来，于是给李玉和设计了许多动作。谁知适得其反，李玉和反而压不住鸠山了。后来周恩来说：“让李玉和不动的好。”结果还是只能按原来的方案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