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年，王安石被撸了宰相，贬为江宁知府。在江宁干了几年后，感觉心灰意冷，不禁萌生退意。于是给朝廷打了个报告：“我身体不好，申请回家休养。” 每年春耕时节，田间地头常见衣衫褴褛的农民蹲在地头叹气，种子钱还没着落。 王安石在地方当官时就琢磨出个法子，那就是官府把粮仓里的陈粮折成现钱，春荒时低息借给农户，等秋收后连本带利还上。 没曾想在鄞县试了几年挺管用，后来就变成全国推行的"青苗法"。 按说这是个两全其美的事，农民不用借高利贷，朝廷还能赚点利息，可到了底下执行就变味了，有些官吏为了政绩，硬逼着不需要借钱的人也贷款，甚至把利息偷偷涨到三分。 黄河北岸闹旱灾那年，地里颗粒无收，催债的差役照样挨家挨户砸门，逼得老百姓卖儿卖女。 为了这事，王安石真是操碎了心，他让各地报修水利，三年功夫全国新挖沟渠一万多条，整修陂塘堤堰五万多处，光是江淮地区就新增水田三十六万顷。 可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绩，在权贵眼里还不如他们少收几斗租子重要。 最要命的是重新丈量土地让那些瞒报田产的大户现了原形，光是开封城周边就查出两百万亩隐田。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那些皇亲国戚、世家大族的田产全在账本上明晃晃摆着，该交的税一分跑不了。 太皇太后带着嫔妃们到皇帝跟前哭诉，说新法苛政猛于虎，其实她们心疼的是自家少收的租子。 过去禁军将领吃空饷是常事，十个人的编制能报二十个，王安石搞"裁兵法"，把五十岁以上的老弱病残全清退，又搞"将兵法"让将领专职练兵。 最绝的是"保甲法"，农闲时组织青壮训练，既能维护治安又能当预备役，这招省下大把军费，可那些靠吃空饷发财的军官们恨得牙痒痒。 西北边军推行新法后，王韶带着这帮新练的兵竟然收复了河湟五州，这是北宋开国以来少有的大捷，可惜捷报传到京城时，反对变法的声浪已经压不住了。 而朝堂上的明争暗斗比战场还凶险，司马光带着那帮退休老臣在洛阳搞"耆英会"，整天写诗作赋讽刺新法。 苏轼那首"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把青苗法说成让农民常年在外躲债，传得街头巷尾人人会唱。 他提拔的吕惠卿、曾布这些人也不争气，争权夺利互相拆台，查账时发现他们虚报政绩、挪用公款。 最讽刺的是那个专管变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自己先成了贪腐重灾区。 而宋神宗这个变法最大靠山，到后来也动摇了，熙宁七年大旱，反对派说这是上天示警，硬逼着皇帝暂停新法。 他气得直跺脚："尧舜时候也有天灾，难道就不治国了？"可架不住后宫天天吹枕边风，皇帝最后还是把他贬到江宁当知府。 等神宗一死，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上台头件事就是把新法全废了，听说连最见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时，病中的王安石长叹一声："此法终不可废啊！"没过多久就在钟山草庐里含恨而终。 变法之所以失败，从根子上来说还是太超前，他想用金融手段调控经济，可那时候连本像样的账本都没有，市易法本要平抑物价，结果变成官府垄断市场，均输法想搞活物资流通，反倒养出新的贪腐链条。 就像硬给牛车装飞机引擎，看着热闹，跑起来准散架，再加上触动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从执行政策的胥吏到朝廷重臣，没几个真心实意帮他。 后世对这事争议不断，南宋那帮文人把北宋灭亡的锅全扣在他头上，说他是祸国殃民的罪魁。 倒是清朝末年的梁启超替他翻案，夸他是"三代以下唯一完人"，要按现在眼光看，他的很多想法确实超前，可再好的经也架不住歪嘴和尚念。 他错就错在太着急，几年功夫把十几项改革全铺开，底下人根本接不住，也不会团结人，把司马光、苏轼这些能臣都推到对立面，最后变成孤家寡人。 历史没有如果，但总让人忍不住遐想，要是变法成了，北宋会不会是另一番光景？至少西北边防不会那么窝囊，幽云十六州说不定能收回来。 可惜历史从来不相信眼泪，只留下江宁半山园那树孤梅，在寒风中诉说千年遗憾。 信息来源：《中国大历史》、《王安石传》、《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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