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曾言：“一个国家最大的危险，不是贫穷、战争或疾病，而是人民对正义的漠视。”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直插极权政治的核心。当人民不再追问是非，只求苟安；当公理被权力踩在脚下，却无人挺身而出，暴政便如野草般疯长，最终吞噬的是整个民族的灵魂。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两千多年前敲响的警钟，到今天还在嗡嗡作响。他老人家在《理想国》里就琢磨过，一个社会最大的危险，不是外敌入侵或者天灾人祸，而是大家伙儿对“啥是公道、啥是正义”这事儿变得漠不关心，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他亲眼看着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的雅典，被一帮子公民投票给判了死刑，罪名是“带坏年轻人”和“不敬神”。 这事儿让柏拉图彻底明白了，民主制度下的老百姓，有时候容易被情绪带着跑，而不是讲道理。 他打了个比方：选船长，不能光靠大家伙儿举手投票，得找真正懂航海的人。这个道理，后来被历史反复证明，尤其是在那些极权统治最黑暗的岁月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1919年建立了魏玛共和国，那部宪法在当时算是顶顶先进的民主设计。 可战败的屈辱、巨额的战争赔款（《凡尔赛和约》定的），把德国经济压得喘不过气，老百姓日子难过，怨气冲天。这股子怨气，被一个叫希特勒的人和他的纳粹党给精准地抓住了、利用了。 当时的纳粹的种族清洗政策像开了绿灯一样畅通无阻，之所以这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最让人心寒的不是那些作恶的冲锋队，而是很多普通德国人的沉默。 看到邻居犹太人被拖走，不少人选择低下头快步走过；听到集中营的传言，很多人宁愿捂住耳朵假装不知道。 沉默的代价，在苏联时期换来了另一种更恐怖的“秩序”。斯大林掌权时搞了一套庞大的劳改营系统，叫“古拉格”。从1929年到斯大林去世的1953年，全苏联建了476座这种劳改营，关押过大约1800万人，其中四分之一的人没能活着出来。 当正义彻底被当成摆设，当沉默变成常态，暴政就会肆无忌惮地走向最血腥的屠杀。 历史的车轮滚到今天，对正义的漠视、对公共事务的沉默，依然像毒瘤一样侵蚀着现代社会，连老牌的民主国家也不例外。 柏拉图当年把希望寄托在那些能看透谎言、追求真理的“哲学家”身上，觉得他们是能把大家带出“黑暗洞穴”的领路人。 但他老师苏格拉底的死，也赤裸裸地告诉他：在一个大多数人拒绝睁开眼睛看真相的环境里，这些清醒的人反而可能最先被干掉。 不过，只要普通人不再沉默，哪怕只是发出一点点微小的声音，做出一点点抵抗的行动，正义就不会彻底死掉。 它就像黑暗里没被完全扑灭的火星，总有机会重新燃起来。柏拉图真正的远见在于，他看透了一个国家最大的危险，从来不是外来的敌人，而是老百姓自己心里那把衡量“对错”的尺子，什么时候被折断、被丢弃了。 把心里那把尺子重新扶正、磨亮，不让它在沉默中锈蚀，这可能是每个活在当下的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份责任。因为历史的教训就摆在那儿：当所有人都闭上眼，黑暗就降临了；当所有人都选择沉默，作恶者就赢了。 参考资料：以天下之利为利、以人民之心为心——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