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画家张大千不顾劝阻，执意选择南渡。她仅有三张飞往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第三任妻子徐雯波和幼女匆匆登机，随身携带了几十幅临摹敦煌的壁画，晚年颠沛流离。 这次离开并非仓促之举，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档案显示，1948年12月，时任教育部长杭立武曾致信张大千，信中提到敦煌临摹作品的保管问题。这或许解释了张大千为何要带走这批作品。 更值得关注的是张大千的选择，据《中央日报》1949年12月11日报道，离开成都前，张大千将《韩熙载夜宴图》等五代名作托付给好友谢稚柳。这批作品现存上海博物馆，成为该馆重要藏品。 飞机经停重庆时出现状况，根据现存的飞行记录，由于载重限制，张大千不得不将部分行李暂存，其中包括他收藏的石涛作品。他后来在信中写道：“弃画如弃子，中夜辗转不能寐。” 抵达台北后，张大千在中山堂举办展览。《大公报》1950年1月的报道记录了展览盛况，敦煌临摹作品吸引了大量观众，其中包括政要人士。 这批敦煌临摹作品的价值远超想象，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赵声良在专著《敦煌与张大千》中详细记载，张大千1941年至1943年在莫高窟期间，自费雇佣藏族画工，用传统方法制作矿物颜料，采用复原临摹法重现壁画原貌。 这种做法在当时极为少见，张大千不是简单描摹，而是深入研究壁画的材料和技法。他临摹的作品保留了原作的色彩体系和绘画技巧，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1952年，张大千旅居阿根廷期间，将12幅敦煌临摹稿赠予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根据该校档案记录，这批作品成为东方艺术系的重要教学资源。 张大千的艺术创作也在海外发生转变，斯坦福大学档案馆保存的资料显示，1956年他在巴黎与毕加索会面。法国《艺术》杂志当年的评论文章认为，张大千此后发展出的泼彩技法，融合了敦煌矿物颜料的运用和现代绘画理念。 1968年巴西圣保罗双年展上，张大千展出《青城山通景屏》。作品运用泼彩技法，但色彩体系明显来自敦煌壁画。艺术评论家注意到这种古今结合的创新手法。 晚年张大千定居美国加州，在蒙特利尔建造“环荜庵”。《洛杉矶时报》1972年的报道提到，他经常接待中国留学生，亲自示范敦煌壁画技法。 台北历史博物馆前馆长何浩天，曾多次拜访张大千。据他回忆，张大千在海外创作时，仍然使用从敦煌学来的调色方法。即使画荷花这样的传统题材，也会用敦煌壁画的青绿色系。 1983年张大千去世时，遗嘱明确将74幅敦煌临摹作品捐赠台北故宫。这批作品的公开展示，推动了敦煌艺术研究的发展。1990年代，两岸学者开始就这批作品展开学术交流。 如今，张大千的敦煌临摹作品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从台北故宫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从巴黎吉美博物馆到东京国立博物馆，都能看到这些作品的身影。 这或许是1949年那个冬天，张大千登上飞机时未曾预料的。他带走的不仅是276幅画作，更是一个延续至今的文化传统。 （本文部分史实参考自《张大千年谱》《敦煌研究院档案》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公开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