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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李德欲返苏,毛主席劝他:苏联大清洗,回去恐有生命之忧。 这并非

1937年,李德欲返苏,毛主席劝他:苏联大清洗,回去恐有生命之忧。

这并非李德第一次做出令人费解的选择。 1928年,28岁的他从德国越狱,逃亡列车将他送往苏联。在莫斯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他刻苦学习军事理论,对未来充满憧憬。命运却将他带到了遥远的东方,成为中国红军的一名“军事顾问”。1932年,他抵达中央苏区, 俄式德语夹杂着自信满满的苏联战术理论,在会议上慷慨激昂。但中国复杂的山地地形、国民党军队,以及依靠百姓肩扛的补给线,让他与现实产生巨大落差。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他坚持的阵地战、堡垒线战略,让红军损失惨重,最终被迫战略转移。长征初期,湘江战役的失误更是雪上加霜,数万人葬身江流。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他成为众人的批评对象,指挥权旁落。他并没有离开,而是默默地走完了长征的全过程,从草地到雪山,全程目睹了红军的艰辛。长征结束后,他来到延安,黄土高原的生活与他格格不入。粗糙的饮食,简陋的住所,让他倍感不适。他曾向翻译倾诉对未来生活的迷茫,却只得到无奈的回应。 他不再参与军事决策,也无人再向他请教战术,日渐沉默寡言。最终,他决定离开,回到故土。他曾说想探望老友和老师,但或许,他也意识到自己在中国已无立足之地。

李德的一生充满跌宕起伏。他出生于德国南部一个小镇,家境贫寒,孤儿院是他童年唯一的归宿。一战后,他投身德国共产党,积极参与罢工和宣传活动,两次被捕入狱。逃亡苏联后,他勤奋学习,在军事理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渴望在需要革命的地方贡献力量,因此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他的理想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他固执的战术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核心成员的战略理念相冲突,导致他在中国的五年经历并不顺利。遵义会议后,他被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只能默默地观察、学习。在延安的日子里,他埋首于俄文书籍,偶尔做些翻译工作,很少表达自己的观点。

1937年,他最终做出离开中国的决定。毛主席曾苦口婆心地劝说,但李德仍然坚持己见。他途径新疆,在苏联使馆的协助下,回到了莫斯科。那时,苏联正处于大清洗的高潮,许多熟人不知所踪。李德却安然无恙。二战后,他被派往东德任教,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直到1974年因心脏病去世。他的葬礼极其简单,墓碑上只刻着他的名字和“职业革命家”的字样。他的中国经历,他的功过是非,都渐渐被历史尘埃所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