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2岁的毛主席似乎预感到什么，突然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 "主席，还有200多个。"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回答。 毛主席沉默片刻，缓缓摇头："关了这么些年头，再怎么顽固也该服气了。都是一把老骨头了，还能翻出什么浪花？" 说起功德林，那可真是个特殊的地方。这座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建筑群，民国初期本是个普通的监所，新中国成立后摇身一变，成了专门改造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场所。 进了这里的，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杜聿明、王耀武、黄维、宋希濂…… 这里与其说是监狱，其实更像个特殊的疗养院。 这些被俘的国军将领在这里的生活待遇，比当时的普通老百姓还要好得多。不仅有专门的厨师，有医疗保障，甚至还能会见家属。 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在审阅最后一批战犯特赦报告时，当听到还有13人需要继续关押改造时，他斩钉截铁地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更让人感动的是当读到报告中提出给每人发放15至20元路费时，毛主席直接下令说:"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最后决定每人发100元路费。 要知道，1975年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才三四十块钱，100元相当于三个月的收入。 这不是简单的钱的问题，而是一种态度——我们不仅要放你们走，还要让你们体体面面地离开。 在这最后一批293名被释放的战犯中，只有10人提出了赴台申请。 他们分别是王秉铖、周养浩、王云沛、蔡省三、段克文、杨南邮、张铁石、赵一雪、陈士章、张海商。 这年4月1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在全国政协礼堂为这10人设宴饯行，而且杜聿明、宋希濂、黄维这些"老同事"都来了。 三天后，10人顺利抵达香港，住进了兰宫饭店和帝国酒店，满心期待着与台湾的亲人团聚。 谁知，现实很快给了他们当头一击。 这10个人满怀希望地给台湾的家人打电话，告诉他们马上就能回家团聚了。可等来的却是台湾当局的冷漠回应。 原来，此时的台湾正处于微妙时期，蒋经国刚刚继任，这些在"忠烈祠"里已经"死"了几十年的"烈士"，突然要回来，对蒋经国和台湾局势来说，都不是好事。 所以，台湾当局的态度很明确：拖！能拖多久拖多久。 10个人中最悲惨的要数张铁石。这个花甲老人，母亲和妻儿都在台湾。当台湾当局得知张铁石准备回台的消息后，特务机关开始威胁他的家人。后来台湾方面甚至派人将张铁石的路费全部骗走，还扣留了他的相关证件。 走投无路的张铁石，只能在香港的酒店中上吊自杀，终年61岁。 消息传出后，海外媒体一片哗然。香港、东南亚甚至美国的中英文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指责台湾当局在处理战俘问题上的种种失误。 张铁石走了，剩下的9个人该何去何从？ 面对台湾当局的冷遇和刁难，赵一雪、杨南邮、张海商三人最先醒悟，决定重返大陆。 回到北京后，中央没有任何怪罪，反而给他们安排了政协委员的职务。赵一雪在统战部座谈会上激动地说："我们10人到港后，长期被阻，去不了台湾...我们三人不愿在香港再等下去，申请暂时回来...承蒙热情接待，照顾备至，更使我们感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无比温暖。" 说到这里，三个老人都哭了。 陈士章、段克文、周养浩、王秉铖四人选择去了美国。 陈士章投奔女儿，周养浩与子女团聚，王秉铖也靠女儿照应。只有段克文在美国举目无亲，靠给"亲台"报纸写文章糊口，最终客死他乡。 蔡省三和王云沛则选择留在香港。蔡省三后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还成立了"中国国情研究室"，为祖国统一做了不少工作，王云沛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四年后在香港孤独去世。 最有意思的要数周养浩这个当年的"书生杀手"了。 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后，他竟然幡然悔悟，面对美国记者的采访，他坦承自己能和家人团聚，完全得益于共产党的战犯政策。 说完这番话，这个曾经杀害过杨虎城将军的特务头子，羞愧地低下了头。 真诚的力量就在这里。即使是曾经的死敌，用心感化总会有回响的那一天。 古人说"既往不咎"，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从1959年到1975年，新中国分七批特赦了900多名国民党战犯，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更难得的是，这种宽容不是装模作样，而是发自内心的。给路费、安排工作、提供医疗，甚至连想去台湾的都全力支持。这种胸怀，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来形容一点不过分。 毛主席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宽容从来不是软弱的表现。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也是一种更深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