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年，西康军区司令员刘忠得知家人还幸存人世，携妻子回乡见母亲，看到原配穿得破破烂烂，手上还拿着猪馊桶在干活，刘忠极为内疚，一直以来他都以为原配不在人世了。 说起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外地人常觉得这名字朴素得像一条村边小溪，可在老红军的记忆里，那里是一块冒着热气的红色土地。 二三十年代的才溪不过一万来口人，却能在枪声最密集的年月里送出成百上千的青壮年走进红军队伍，靠的不是宣传车，而是家家户户压在心底的那句“穷人要替穷人打天下”。 毛泽东三次走进才溪，住在农家，吃着红薯干，一边翻田埂，一边问粮食够不够。 老人孩子围着他，一点隔膜都没有。 后来那篇《才溪乡调查》传开，才溪人成了中央苏区里的榜样，可他们自己觉得，领袖肯弯腰听他们说话，这才是真本事。 就在这种氛围里，刘忠长大。父亲早早病故，家里只剩母亲薅草砍柴拉扯几个孩子。 后山的柴扛下去要翻三座岭，换回来的几个铜板还得掰着花，这样的日子太苦，可母亲硬是把背挺得直直的。 红军招兵那天，刘忠刚满十七，挽着袖子就去报了名。 乡亲担心家里没人干活，母亲一句话把疑虑打回去：要想穷日子翻身，总得有人去扛枪。 说完，她把家里唯一的鸡杀了，煮碗黄酒给儿子压压惊，一丁点眼泪都没掉。 队伍开拔之后，刘忠跟着红一军团跑前跑后，干的是侦察活儿。 山路难走，敌情凶险，睡觉常常找不到一块干地，为了提神，他随身揣几粒辣椒，犯困就嚼一口。 1934年秋，战略转移的命令下达，部队转头往西，长征就这样悄悄开始。 先头侦察要摸清对面埋伏，刘忠连夜带人踩点，河对岸寒风直灌，他回头看了眼方向，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家。 母亲并不知道队伍去了多远，只知道日子忽然塌了半边。红军撤出后，国民党“还乡团”闯进才溪，挨家清算。刘家被贴上“匪属”标记，房梁拆了门也撬了。 母亲背着包袱连夜躲进山里，露水把衣裳浸透，冷得瑟瑟发抖，也不敢回来。后来她辗转隔壁县，又沿着大路一路乞讨。饿极了就挖野菜，渴了喝雨水，人瘦得像一根柴，依旧把儿子的军帽徽揣在贴身布包里，舍不得松手。 刘忠在延安落脚后，战事没一刻停。 抗日军政大学教他打仗，也教他读书识字；前方告急，他又带129师386旅下山，拔据点、炸桥梁，百团大战里冲得最猛。 解放战争打响，他升到太岳军区司令员，接着又领着62军南下。 山西、河南、河北一步步扫过去，枪口前后十多年，他的军装换了好几茬，胸口的伤疤也添了新的，可每回夜深安静，他还是想起才溪那湾山水和母亲的背影。 1950年初，西南基本平定。 刘忠奉命接管西康军区，地形复杂、民族杂居，工作千头万绪。 忙到深夜已成常态，但有天他收到闽西解放的消息，心里一下被撞得闷响。 机会到了，得找娘。于是他把警卫员李永海叫来，递了张泛黄的旧相片，说：去才溪，帮我看看老人家还在不在。 话说得平和，手却抖得厉害。 李永海赶了几天路到才溪，进村问到乡政府登记，可名册上找不到刘母的名字。 正疑惑时，他看见街角蹲着一位白发老太太，怀里抱个破瓷碗，身前放着几枚硬币。那张脸和照片里的轮廓几乎重合，只是皱纹更深，老太太抬头的瞬间，眼里透着犟劲儿，也透着漂泊的倦。 李永海上前试探，问她是不是才溪刘家的人，老人攥紧布包，没敢点头又没敢摇头。 等他掏出军官证，喊出“刘忠”两个字，她的泪像断线珠子，一颗接一颗滚下来。 西康军区司令部收到报告那晚，灯火亮到天快亮。 刘忠听完，沉默半晌，突地站起身，一声“妈”带着沙哑冲口而出，握拳砸在桌面，泪瞬间模糊。 他顾不得换军装，连夜带人奔向闽西。 列车颠簸，他一会儿闭眼，似睡非睡，一会儿又看向窗外黑漆漆的隧道，像怕错过什么。 抵达才溪时晨雾刚散，他在小巷尽头看到母亲，脚步忽然僵住。 老人把破碗放到墙根，双手抚摸儿子肩膀，口中反复念着“回来了就好”，声音细得像风，一下子把二十年的漂泊全吹散。 刘忠把母亲接到康定驻地，安排最暖的房间、最软的棉褥，又吩咐炊事班照着闽西口味做红糟肉、冬笋炖老鸡。 母亲舍不得热水白白放掉，洗完脸还要舀来浇花；舍不得新布料，就把旧衣缝缝补补当里衬。 她说自己只要能看着儿子就知足，可刘忠总觉得亏欠，把日常训军的严肃劲儿带回家，只要见母亲挑水、扫地，就急忙接过来。 有人私下打趣司令员变长工，他不在乎，连军帽都没摘就干起活来，像回到才溪的山道上。 老人家住了半年，始终安心不下来，她常在炕上背对门口偷偷抹泪。 她念的不是苦日子，而是才溪那些熟门熟路的乡音。刘忠揣摩母亲心思，终究点头，送她回闽西。 每到月初，薪饷一到手，先拆开信封给母亲寄钱，直到老人走完最后的日子，这个习惯再没中断。刘忠在军中的威望随着西南治理平稳一点点攀升，可任何表彰一到他手上，他先想到的是那碗黄酒的味道，是母亲说穷人要替穷人打天下那股憨劲。 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军礼，也没有鸣枪，只是一口简单松木棺，由乡邻抬过溪桥，埋在老屋后的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