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英明领袖华国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一个强盛开放的中国交给了人民。 1949年的北京，秋天的风带着尘土，从长安街一直刮到天安门广场。 广场周围的房子还带着战后的斑驳，墙皮一块块掉着，露出里面的砖。 那天人多得像是把整个北平城都倒了出来，很多人是从早上天还没亮就挤进来的，裹着军大衣、棉袄，手里攥着干粮。 礼炮一声声地响，炸得胸腔里跟着震动。 毛泽东走到城楼的正中，面色像往常一样平静，仿佛这一刻他早已在心里排练过无数次。 只是，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还是带着股子压抑不住的热气，从高空落下来，砸在这片尘土和瓦砾上。 这个时刻离井冈山很远，但又好像就在转角处。 二十多年前，他带着秋收起义的残部往山里跑，路过的村子都是饿得面黄肌瘦的人，连狗都瘦得露骨头。 井冈山的路弯弯绕绕，走得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原地打转。 可就是在那片山里，他和朱德碰了头。 那时候的朱德，脸上晒得黝黑，说话不多，笑起来像是在喝过热茶后的那种温吞。 他们把散兵游勇、农民自卫队、工人赤卫队拼到一起，硬是凑出一支能打的部队。 后来，这支部队的名字变了几次，旗帜换了几面，但骨子里的韧劲没变。 朱德这一生，大半都在行军。 长征路上，他走得最稳，不急不缓，像是每一步都量过距离。 饿了吃口炒面，渴了啃块雪，夜里裹着破棉被睡在山沟里。 他管部队的方式简单直接，不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口号，什么都盯着实用——枪够不够用，鞋底磨破了没，炊事班的锅底有没有裂。 等到北平城里礼炮响的时候，他站在队列里，看着那些熟悉的脸，也许心里才松了一口气：这一回，总算不用再带着大家往山里跑了。 而周恩来，那天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走在人群里时就像是穿行在自己早已画好的路线中。 他是那种不管到哪儿都能找到落脚点的人。 新中国刚成立时，政府机关是东拼西凑的——有人还在破旧的会堂里办公，外墙的弹痕没抹，门口挂着临时的牌子。 周恩来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开会、批文件、接见外宾。 万隆会议上，他端着茶杯，微微点头，话不多，却能让原本不愿意同桌的人坐下来。 他的工作就像铺轨，把一节节车厢连起来，列车才能开得稳。 建国后的头几年，是在废墟上搭房子的日子。 城市和农村都在抢修——铁路工人趴在铁轨上换螺丝，纺织厂的机器重新轰鸣，乡下人赶着牛车往集市送粮。 毛泽东在会上反复说，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这不是摆姿态，是真的怕那些从战场上下来的干部被胜利冲昏头脑。 一个国家刚站起来，脚下的地还松软，走急了就可能陷下去。 时间往前推，到1976年，天安门的红旗依旧猎猎作响，但城楼下的空气已经沉得能压弯脊背。 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开，街上的行人小声说话，连菜市场的吆喝声都压低了。 这个时候，华国锋做了一个让整个政治舞台都安静下来的决定——对“四人帮”动手。 那是个十月的夜晚，行动悄无声息，像把绷紧多年的弦轻轻剪断。 等到第二天消息见报，很多人还在回味：是松了口气，还是不敢相信。 华国锋上台后，说了那句被反复引用的“两个凡是”。 听起来像是继续沿着原路走，稳妥，却少了点锋芒。 可就是在这种看似平淡的日子里，暗地里的调整已经在酝酿。 旧的势力被清理，制度的框架更牢，像是在为什么腾地方。 那些年没有大的口号，也没有突然的转向，更多的是收拾残局，把散落的线头一根根理好。 1978年的冬天，北京的风依旧冷，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的时候，很多人还没意识到，这会是一道分水岭。 经济建设成了新的重心，“改革开放”第一次写进议程。 南方的小渔村开始接触外面的商人，试着做点买卖；农村的田地里分到了具体的承包人，农民腰里又揣起了算盘；城市的街头出现了外文招牌，有人好奇，有人怀疑。 变化是慢慢渗进来的，先是一条街、一个厂，然后是整个省、整个国家。 如果没有1976到1978年那段看似平静的缓冲，这个转向可能就没有那么顺利。 稳定不是口号，是街灯能准时亮起，是火车能按点发车，是菜市场的肉价不再一天三变。 等到开放的闸门推开时，这个国家已经站稳了脚，准备好了往外走。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撑起的是共和国的骨架，让它能在风雨里立住。 华国锋接过的是一个走到岔路口的国家，他让它先停下来喘口气，然后等后来的人带着它跑向另一条路。 历史的步子，有时是跨越，有时是停顿，有时只是原地转个身。 城楼上的宣告、长街上的脚步声、冬夜里悄悄展开的行动，这些声音像是被风卷着，飘得很远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