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年，72 岁的茅以升妻子刚去世，他就和 6 个孩子商量，想要续弦。孩子们不反对，但他说出女人名字时，大家脸色都变了。长子说：“那个女人进门，我们就断绝关系！” 但茅以升坚持把女人接进了家门，而且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红木餐桌上的十二副碗筷从此空了六副。权桂云第一次在厨房熬藕粉时，发现灶台上还摆着戴传蕙常用的蓝边瓷碗，碗沿有道细微的豁口。 她伸手去拿，指尖触到碗壁残留的温热，仿佛前女主人刚用完餐。 茅以升坐在客厅藤椅上，对着妻子遗像发呆，听见厨房传来瓷器轻碰的声响，突然说： “她以前总说，藕粉要顺时针搅。” 权桂云的手顿了顿，改用左手顺时针搅动，蒸汽模糊了她的眼镜片。 深夜的书房里，茅以升总在改桥梁图纸，权桂云会把热好的黄酒递过去。有次他突然推开图纸，从抽屉里摸出个铁盒，里面是戴传蕙的病历单。 “1962 年，她就查出来心脏不好。” 他指尖划过 “心肌劳损” 的诊断，声音发哑，“那年我在南京修桥，三个月没回家。” 权桂云默默把黄酒换成了莲子羹，想起自己 22 岁那年在杂院初见他时，他正蹲在地上画桥墩草图，袖口沾着石灰浆，像个普通的工匠。 女儿茅玉惠三岁时，在储藏室翻出个紫檀木箱。权桂云抢步上前时，孩子已经掀开盖子 —— 里面是戴传蕙的旗袍，领口还别着枚珍珠胸针。 “爸爸说，这是妈妈的衣服。” 茅玉惠伸手去摸，权桂云猛地关上箱子，却在箱底看见张泛黄的便签，是茅以升的笔迹： “待她病好，带她去杭州看桥。” 那年戴传蕙刚做完手术，茅以升却在西总布胡同的小院里，陪权桂云给刚出生的女儿换尿布。 1973 年冬，茅以升在政协会议上晕倒。权桂云赶到医院时，长子茅于越正站在病房外，手里捏着张会诊单。 “先天性心脏病，怎么从没听他说过？” 茅于越的声音发颤，镜片后的眼睛通红。 权桂云把保温桶放在长椅上，里面是茅以升爱喝的萝卜汤，想起他曾说：“于越小时候，总蹲在灶台前等这碗汤。” 茅于越突然转身，撞翻了保温桶，萝卜汤洒在权桂云棉鞋上，热气腾起又消散，像一句没说出口的道歉。 此后每年除夕，权桂云都会摆上十二副碗筷。1980 年春节，茅玉惠把饺子摆成桥的形状，茅以升突然放下筷子： “1937 年，钱塘江大桥通车那天，你奶奶煮了同样的饺子。” 话音未落，门铃响了。 门外站着鬓角斑白的茅于越，手里提着盒杭州龙井。权桂云去拿茶杯时，听见茅以升的声音发颤：“桥修了一辈子，引桥还没修好。” 茅于越把茶叶放在桌上，瓷罐碰到桌面的声响，像极了多年前摔碎的保温桶。 茅以升去世前三个月，常坐在公园长椅上看夕阳。权桂云替他整理书房，在《桥梁史》里发现张未寄出的信，信纸边缘被指甲掐出痕迹，上面写着： “于越，那年西总布胡同的槐花开了，你奶奶说……” 后面的字被墨水晕开，像滴落在宣纸上的泪。她把信放回书里，看见窗外的槐树枝条摇晃。 想起 1958 年那个暴雨夜，茅以升浑身湿透冲进杂院，怀里揣着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图，说：“这桥，要让火车和轮船都过得去。” 如今东交民巷的四合院成了纪念馆，那张紫檀木餐桌上依旧摆着十二副碗筷。 游客会看见展柜里权桂云补了又补的工程日志，最后一页贴着茅玉惠的全家福，照片上的权桂云系着蓝布围裙，站在戴传蕙的遗像旁，身后的厨房灯亮着，像一场永不熄灭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