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鳌本是甘肃河州地区回民反清军的领袖，他曾以“黑虎掏心”战术在太子寺大败左宗棠的湘军，之后趁胜请降，帮助清廷平定西北回民反清运动。在此过程中，对昔日的同盟战友表现的极为狠辣，成为了清政府“以回制回”的利刃。 1872年正月左宗棠调集湘军精锐，以傅先宗、徐文秀为前锋直逼甘肃河州。马占鳌指挥回民军利用洮河天险，在除夕夜派马海晏率三百敢死队潜入清军腹地，以水泼土坯浇筑冰墙，一夜之间在清军前后营垒间筑起三座坚堡。次日清军发现被分割包围，傅先宗率军强攻时遭伏兵狙杀，徐文秀虽稳住阵脚，却因沙尘暴骤起被回民军反败为胜，最终战死沙场。此役清军折损七员大将，左宗棠被迫上表请罪，甚至一度萌生自杀念头。 就在回民军士气大振之际，马占鳌却做出惊人之举。他派长子马七五（后改名马安良）携带4000匹骡马、14000件武器及一对挂着“天下太平”横幅的梅花鹿赴清军大营请降，并亲自自缚铁索跪见左宗棠，声泪俱下表示“为乱民所胁”。这种“先战后降”的策略，既向清廷展示实力以换取谈判筹码，又避免重蹈金积堡马化龙“诈降”被灭族的覆辙。 投降后的马占鳌，为向清廷表忠心，迅速化身剿回先锋。他的部队被编为河州镇马队三旗，归湘军刘锦棠节制，随即投入对昔日战友的围剿。 1872年秋，大东乡回民高奉明、马祥起事，马占鳌率部与湘军协同作战，将起义军逼入绝境，亲手将马祥等30余名首领斩首示众。1873年初，西宁回民领袖马桂源（曾是马占鳌的经文学师）派人求援，马占鳌表面应允，暗中却为清军设伏，在扎什巴城外东山生擒马桂源兄弟，并用药物毒哑他们以防泄露秘密，最终将其解赴兰州凌迟处死。 1875年，河州南乡阿訇闵殿臣聚众4000人围攻河州城，马占鳌奉命率部与刘锦棠湘军合击。他利用地形将起义军诱至焦家坪山坳，截断水源和退路，最终以“斩草除根”之势将闵殿臣及其残部屠戮殆尽，连其幼子闵福一也未能幸免。此役后，马占鳌因功获赏三品游击、花翎顶戴，其部队扩编至四旗，成为清廷在西北的重要军事力量。 马占鳌的狠辣由多种因素所导致。首先，向清廷纳投名状以自保。在左宗棠“先剿后抚”的策略下，投降者必须证明自身价值。马占鳌深知，只有通过镇压回民起义展现忠诚，才能避免被清廷清算。正如他在投降时对左宗棠所言：“愿为朝廷效犬马之劳，以赎前罪”。这种逻辑在1873年诱捕马桂源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用同乡情谊为饵，换取清廷对其“能明大义”的认可。 其次，借清廷之力剪除内部对手。马占鳌在起义时虽被推为领袖，但河州回民内部派系林立，新老教派矛盾尖锐。投降后，他利用清军赋予的军权，逐步铲除马彦龙、闵殿臣等异己势力，将河州军政大权收归马家。例如，他设计捕杀与自己同时起事的撒拉族头领马彦龙，既削弱地方势力，又向清廷证明其“剿回决心”。 再者，维护家族利益的长远考量。马占鳌投降时，将儿子马安良、马福禄等送入清军大营为质，实则是为家族铺设仕途。其子马安良在1895年河湟事变中，以“使每家都因死人痛哭”为口号，屠杀起义回民数万人，最终获赐黄马褂，成为西北军政要员。这种“以战养权”的模式，为后来马家军割据西北奠定了基础。 马占鳌对回民军的残酷剿杀，引发激烈争议。有人认为他以妥协换生存，避免了河州回民被清军“斩草除根”。左宗棠在镇压回民暴动后，曾将数万回民强制迁徙至化平川等贫瘠之地，清真寺被焚，家产充公，而马占鳌治下河州回民相对保留了更多生存空间。也有人则痛斥其背叛民族大义，认为他的屠刀比清军更狠。在围剿闵殿臣时，他不仅杀光起义者，还将周边村庄夷为平地，“尸横遍野，河水尽赤”。 马占鳌用同胞的鲜血染红顶戴，但在客观上为马家军争取到发展空间，也让河州回民在血雨腥风中得以延续。正如左宗棠所言：“马占鳌者，真枭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