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王光美因病去世。临终前，她突然向女儿刘亭抱拳作揖，虚弱地说：“女儿，拜托了！”女儿哭着说：“妈妈，您这样，我受不起啊……”这一幕，不仅是王光美对女儿的嘱托，更是她一生为国为民的缩影。

1948年，秋风萧瑟的北平，街头还残留着战火的硝烟。王光美，被誉为“数学女王”的年轻女子，站在辅仁大学的校园里，心中预感到某种命运的召唤。战争的阴霾尚未散去，国家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而她也即将迎来人生中最艰难的选择。

几天前，一封来自中共的密信送到了她手中，信上只有寥寥数语：“急需英文翻译，参与重要谈判，望速回复。”而与此同时，美国斯坦福大学寄来的全额奖学金录取通知书也在她手中。出国深造原子物理，还是留下来为新生的祖国效力？这个问题像一团迷雾，笼罩着她。

王光美并非生来就背负革命的使命。1921年，她出生在北京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北洋政府的高官，家境优渥。儿时的她常伴着父亲的教诲长大：“巾帼不让须眉，要做对国家有用的人！”这句话像一颗种子，深深埋在她的心底。小小年纪，她便展现出惊人的数学天赋，复杂的公式在她眼中如同儿时的游戏，轻松破解。老师们称她为“数学女王”，同学们则惊叹她如何能将枯燥的数字演算得如此优雅。

辅仁大学物理系的课堂上，她总是那个最耀眼的学生。毕业时，斯坦福和芝加哥大学的橄榄枝向她抛来，周围人纷纷猜测她会选择出国镀金。然而，1948年的北平，局势动荡，国共谈判的阴影笼罩着大地。王光美站在校园的林荫道上，耳边回响着父亲的话，内心却多了一份不安：国家危难之际，个人的学术追求是否太过渺小？

最终，她撕毁了赴美的船票，选择了留下。中共的谈判任务紧急而艰巨，三方代表将在西柏坡进行一场关键会谈，而她的英语能力和敏锐头脑让她成为翻译的首选。第一次任务，她骑着一匹瘦马，颠簸十几里来到刘少奇的窑洞。窑洞里昏暗的灯光下，刘少奇正埋头批阅文件，抬头时那双深邃的眼睛让她心头一震。他语气平静却充满力量：“王光美同志，你的翻译至关重要，国家的未来就看这一仗了。”

翻译工作远比她想象的艰难。她的英语虽扎实，但多用于学术，面对谈判桌上瞬息万变的对话，她常常手心冒汗，跟不上节奏。一次，西方代表抛出一个复杂的经济条款，她愣了几秒，脑中一片空白。刘少奇不动声色地递来一杯水，低声说：“慢慢来，国家相信你。”那一刻，她咬紧牙关，逼自己冷静下来。

每晚，她都在油灯下苦练口语，翻阅厚厚的英文字典，模拟谈判场景，直到嗓子沙哑。渐渐地，她的翻译从磕磕绊绊变得流畅精准。1948年底，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站在党旗下宣誓时，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坚定。那一刻，她不再是那个只解数学难题的女孩，而是为国家命运燃烧自己的斗士。

时间快进到1978年，新中国已走过风雨三十年。王光美已年过半百，经历了婚姻的甜蜜与磨难，丈夫刘少奇的离去让她心如刀绞。然而，她从未停下脚步。这一年，她发起“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一个旨在帮助贫困家庭的公益项目。

在一次调研中，她走进陕北的一个小村庄。泥泞的土路上，一个年轻母亲抱着瘦弱的孩子，眼神里满是绝望。王光美蹲下身，轻轻握住她的手：“别怕，我们会帮你。”她注意到母亲破旧的衣衫上缝着粗糙的补丁，自己的心也被刺痛。从那天起，她下定决心，要让更多贫困母亲过上幸福生活。

“幸福工程”以“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为原则，向贫困母亲提供3000至5000元的启动资金，帮助她们发展生产。王光美亲自走访项目点，风尘仆仆，穿着带补丁的旧衣，生活简朴到让身边人惊讶。她的女儿刘亭回忆，母亲常说：“钱要花在刀刃上，贫困家庭比我更需要。”

2006年，北京的医院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而冰冷。85岁的王光美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孩子们围在床边，泪水模糊了视线。她的衣服上，一块巨大的补丁刺痛了刘亭的眼睛——母亲这些年省吃俭用，把所有精力都献给了“幸福工程”。

突然，王光美挣扎着坐起，双手抱拳，向女儿行了一个虚弱却郑重的礼：“女儿，拜托了！幸福工程一定要继续下去！”刘亭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妈妈，您这样，我受不起……”她紧紧握住母亲的手，点头承诺：“我一定做到！”王光美听后，脸上绽放出最后一抹笑容，仿佛卸下了所有重担，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王光美的生命如同一盏油灯，燃尽了自己，照亮了无数人。她的“幸福工程”至今仍在延续，截至2023年，已在全国33个省市设立分支机构，累计帮助数十万贫困母亲摆脱困境。她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女性的传奇，更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缩影。从1948年的翻译桌到1978年的公益事业，她用行动诠释了“巾帼不让须眉”的信念。她的背影，永远留在那片她深爱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