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毛主席和刘亚楼的会谈不欢而散，刘亚楼连忙求助周总理和罗帅 “1958年9月12日清晨，你们说亚楼同志究竟准备了些什么？”毛主席在中南海院子里随口问卫士。卫士刚想回答，一阵凉风掠过梧桐叶，给这场即将到来的会面平添几分紧张气息。 毛主席与刘亚楼相识已久，对方的倔劲也早有耳闻。刘亚楼出身闽北，性格硬朗，说话毫不绕弯。1949年11月25日，他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时，只对秘书说了一句话：“从今天起，拿命去干。”那年，新中国刚刚诞生，空军只有寥寥数架缴获的日、美旧机，再加苏联援助的几批米格，而空天威胁却是真真切切地从国境线外扑来。 在刘亚楼眼里，装备是一回事，作风更要命。一次驻天津机场的视察，他发现飞行大队食堂把午饭搞成了“庆功大餐”，菜里连香菇都是批量上的，立刻叫停，“没有打仗就先摆排场，迟早出事！”这番话后来被飞行员们私下里编成顺口溜，“亚楼骂得响，事故少得慌”，传遍数个场站。 事实证明不无道理。朝鲜战场三年，空军在米格走廊同美军反复拉锯。1953年停战时，战损数字让毛主席颇感欣慰，也让他对刘亚楼格外信任。次年，中央划拨空军预算占国防经费一成多，重金投入训练、雷达、机场扩建。钱砸下去了，但刘亚楼并未松手。去沈阳验收雷达站时，他掀开配电房地板，看看电缆铺没铺直；俄制高空装具散件多，他亲自试穿，揪出一处缝合线脱扣。有人背后嘀咕：“司令员管得太细。”他嘿地一笑：“细？细命要命？” 节俭成了他的标签。1955年授衔典礼结束，刘亚楼骑着一辆旧凤凰自行车回到驻地。按级别，他本可以座驾“东风”或“大红旗”，却坚持用那辆吉普。“轮胎磨到帘子线还能跑。”这句话后来传到总后勤部，引来善意挪揄：“你那不叫吉普，叫骨灰盒。”刘亚楼照样哈哈大笑。 然而，1958年的那场“反保守”风潮把平静搅乱。一些部队喊出“飞行要跃进”的口号，硬要在四天里完成复杂气象夜航。空军某师开第一架就出事，机毁人亡。刘亚楼当晚乘专机赶到失事机场。现场散着油味和金属焦糊味，他蹲在焦黑地面，捏起一小撮土，沉默良久。随行干部劝他先回指挥所，他只说了一句：“写吧，按条例办，谁批的谁担责。” 接下来的空军党委会上，刘亚楼建议处分主管训练的副司令员。此举被部分同志视为“顶风作案”，很快就有人把“刘亚楼压制跃进”的说法递到中央。毛主席听完汇报，决定约他谈一次。 于是有了开篇那天的会面。客厅里只有两张椅子，一张条几。毛主席给他倒茶：“亚楼同志，你是不是过于谨小慎微了？全国都在快马加鞭。”刘亚楼站立回话：“主席，飞机不是拖拉机，空中没有肩膀可借。”语气平静，却句句不让。半小时后，毛主席合上文件夹，“好啦，去忙吧。”面色淡然，送客礼毕。外间工作人员皆知，会谈没谈拢。 走出院门，刘亚楼直奔国务院西侧楼道，敲开周总理办公室。“总理，我可能得罪了主席，但这事关整个空军安全。”周总理没多说，只推了推眼镜，“我心里有数，你先回去。”紧接着，刘亚楼又拎着公文包去见罗荣桓，“罗帅，我心里没底。”罗帅拍拍他的肩膀，“当年长征走雪山都过来了，这点事翻不了船。” 第二天，周总理主持的一次小型碰头会上，把事故经过、空军训练规律、国外同类事故案例一并摆开。罗荣桓补充：“技术军种有技术规律，逾矩必惩。”毛主席听后点烟，静了两分钟才说：“刘亚楼喜欢说了算，那空军就让他说去吧。”一句话，风平浪静。 事情发展并没有止步于“放行”。刘亚楼随即在全军飞行人员大会上宣布：《空军飞行训练暂行条例》条文升级为《正式条例》，任何口号不得凌驾。会场坐满几百号飞行员，他开门见山：“谁敢再拿命换数据，就先拿我的军衔垫背。”下面嘘声全无。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仅是一味保守。1960年，他批准沈阳试飞团挑战米格高空僚机协同，采取多机纵深控制，当年拦截成功率提升七个百分点。总结会上，他抛一句俏皮话：“不是不快，是得拧紧螺丝再加速。”台下掌声一片。 在这些年的折腾中，刘亚楼身患顽疾，每次疼痛发作只能吃一片阿司匹林硬扛。周总理几次催他住院，他只是笑：“飞机不等人，病也得等。”1965年末，他终于倒在病榻。弥留前，他让秘书把那身补过三次的将军服挂在床边，自语：“还没穿破。” 毛主席获悉噩耗，久久无言。一个月后，中央批准空军党委建议，将刘亚楼当年狠抓的《正式条例》总结升级为“空军飞行十项刚性制度”，沿用至今。空军老飞行员常说：“想起亚楼，心里就有杆秤。”这秤有轻有重，压的是侥幸，托的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