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黄家驹在日本摔伤去世,蔡澜前往为他操办葬礼,记者问蔡澜:“你与黄家驹非亲非故,为什么愿意出手帮忙?” 蔡澜,1941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州,自幼便展现出卓越的语言天赋和文化感知力。 年少时,他随父亲迁往香港求学,后来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主修电影与文学,精通中、英、日三语。这段旅日期间,不仅让他掌握了流利的日语,也奠定了他对东亚文化的深刻理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进入邵氏电影公司,担任编剧和制片人,参与策划与制作数十部影片,是港片黄金时代的重要推手之一。 后来,他还转战电视圈、出版界与饮食文化界,成为一个全能型文化人。他以犀利幽默的文笔,出版大量专栏、游记、美食散文,尤其擅长以轻松口吻讲述人生哲理,深受读者喜爱。 蔡澜不仅是作家、美食家、电影人,更是一位文化桥梁。他常年穿梭于中日之间,广结人脉,深受两地文化圈敬重。 他热爱生活,倡导“玩物也可以志”,却又不忘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1993年6月24日,日本东京富士电视台的一场录影事故,骤然改变了整个华语乐坛的命运。 黄家驹,在录制一档综艺节目的过程中,不慎从三米高台摔下,头部重创,昏迷不醒。几天后,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年仅31岁。 噩耗传来,整个华人世界一片哀恸,Beyond乐队的成员痛不欲生。面对陌生的异国环境,他们茫然无措,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后事。 他们四处求助,语言不通、手续繁复,加上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令本就沉浸在巨痛中的他们更加心力交瘁。 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香港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蔡澜,悄然现身。 听闻家驹出事的消息,蔡澜第一时间放下手头所有工作,动身前往东京。 他并非家驹的亲人,也与Beyond并无私交,只是在采访中坦言:“我喜欢他们的音乐。他们用摇滚唱出了这个时代的脊梁,我不能坐视。” 他的到来,让彷徨无依的Beyond团员如同找到了主心骨。 蔡澜在日本生活多年,精通日语,深谙当地习俗与规则,也有广泛的人脉。他一到东京,立即接手了所有后事安排。 他与医院、警方、外交人员逐一沟通,理清法律手续,办理相关证明。他强调:“我要确保家驹能够体面地回家,不能让他在异乡受一点委屈。” 家驹伤重去世后,日本媒体大肆报道,不乏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辞和照片,对此蔡澜毫不退让。 在一次记者会上,他神情凝重,态度强硬:“黄家驹是华人世界的一位音乐英雄,是我们骄傲的摇滚歌者,不是你们的谈资与猎奇对象。他不该在这样的状态下被摆在版面上。” 他严词拒绝媒体进入医院病房,更拒绝对遗体拍摄。他多次与日本电视台及报社沟通,要求撤下不敬报道,对不负责任的记者公开谴责。 在日本媒体圈中,蔡澜以其资深地位和儒雅威望赢得尊重。他的坚持,换来了媒体的让步——新闻报道逐渐回归克制与尊重,不再以轰动噱头为主。 在日本完成法律程序后,蔡澜亲自安排遗体运输回港。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确定航班、协助办理国际丧葬文件、联络香港接机事宜,确保全过程顺畅妥当。 抵达香港那天,蔡澜与Beyond成员一同守在机场,陪伴家驹的灵柩回家。 随后的葬礼,也是由他一手操办。他亲自挑选灵堂布置风格,坚持简洁、庄重而不失温暖;他联系殡仪馆,与家人商量仪式流程。 他安排纪念音乐,播放家驹生前的代表作《海阔天空》、《真的爱你》,让来送别的人在音乐中缅怀。 整个过程,无一疏漏。 葬礼那天,数千人前来悼念。记者在场外堵到蔡澜,问:“你与黄家驹非亲非故,为何要如此奔波?” 蔡澜平静地说:“我认识日本媒体,我懂这个国家的规则。这件事由我来,是最合适的。” 他顿了顿,又说:“Beyond的歌我常听,家驹是我喜欢的音乐人。这样一个为理想燃烧生命的人,值得我为他出一份力。他在异国去世,我不能让他孤单地走完最后一段路。” 这番话,说得简单,却字字铿锵。 蔡澜不是家驹的朋友,也不是经纪人,只是一个“欣赏者”。但他却做了比亲人更多的事——在家驹最需要尊严的时候,为他守住最后一丝体面。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如此行事。作为作家、美食家、制片人、文化名人,蔡澜虽潇洒豁达,却始终秉持一份江湖义气。 对他来说,“义气”不是老派人的口号,而是面对关键时刻的一种本能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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