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雨风说史[超话]晴雨风说史

1949年，流落澳门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百感交集。主动写信请求重回组织怀抱。毛主席知道后表示回来可以，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向全党作交代。这话传到澳门，包惠僧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蹲在地上捂着脸，眼泪从指缝里淌出来。

那段时间，包惠僧在澳门的小楼里，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每天就是听收音机，翻旧报纸，脑子里全是过去的事。他想起当年在上海开会，毛泽东那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真成了现实，可自己却在外面飘了这么多年。澳门的街头小贩喊着卖云吞面，他坐在天台上看着远处海面，心里不是滋味。曾经他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还亲自给他留过钱和信，可后来自己走错了路，躲到这殖民地，成了孤家寡人。

写信给北京那天，他手抖得厉害，钢笔戳破了好几张纸。信里他没敢直接说想回去，只写了些对新中国的祝福和自己的悔意。信寄出去后，他每天守着收音机，盼着回音。终于，香港那边传来消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看了信，同意他回来，但得把过去的事说清楚。这话让他既激动又害怕，怕自己那些年的错事没法交代。

1949年11月，包惠僧终于踏上北京站的月台。一下车，女儿拉着他衣角，指着不远处一个戴呢帽的人。他定睛一看，是老朋友董必武。董必武拄着拐杖走过来，开口就调侃：“包大炮，当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这句湖北乡音让他眼眶一热，想起当年一起闹革命的日子。接风宴上，他端着碗红烧肉，手抖得筷子都拿不稳，问董必武：“主席还肯见我吗？”董必武只笑笑，没多说。

在中南海见周总理那天，包惠僧把检讨书写得满满当当，字里行间全是悔恨。他低头看着自己写的“罪不可赦”，不敢抬头。周总理把茶杯放下，那是个旧白瓷缸，跟当年黄埔军校用的一模一样。总理没多说责备的话，只提了一句：“过去你不是普通党员，现在回来也不是普通群众。”这话虽轻，却像石头压在心头。包惠僧哽咽着说：“南昌那次，我要是跟上队伍，也许就不一样了。”总理没接话，只在笔记本上划了条长线。

后来，包惠僧被安排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又在内务部研究室工作。第一次拿到印着国徽的工作证，他眼眶发红，想起三十年前当记者时那张旧证，两张卡片隔了这么多年，终于又连上了。他在自传里写，自己化名“栖梧”，不是啥高雅的意思，就是一只惊弓之鸟，总算找到棵梧桐树能落脚。那些年，他常跟人说，自己错了太多路，能回来是最大的福气。

晚年写回忆录时，他总把一大代表的合影摆在桌上。照片里，他站在毛泽东斜后方，眼神亮得像能点火。他常跟身边人念叨：“那时候我们都年轻，啥也不怕，就想干大事。”1979年7月，他因病去世，走前几天还在病床上看窗外的梧桐枝。去世后，骨灰迁回湖北团风县老家，墓碑上只有“包惠僧”三个字，没多余的话。清明时，山上的松树沙沙响，像在讲这个倦鸟回巢的故事。

这事我也是看了些资料才知道的，像是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和荆楚网都有讲包惠僧的经历。他这一生，起起伏伏，从一大代表到走错路，再到最后回来，确实让人感慨。人这一辈子，谁还没点错的时候，关键是能认错，能回来，就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