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日军将一浑身是伤的女子扔到河边。突然，一条饿犬张开血盆大口扑向女子，就在女子以为自己要死了时，她看到一双脚靠近自己……… 1944年的深冬，山西盂县的河滩上，到处是乱石和枯败的芦苇。 在靠近河岸的一片地上，一个瘦小的身影被随意丢弃在那里。 那是万爱花，年仅14岁。 就在这时，一条饥狗，向她一步步逼近。 它张开血盆大口，朝她咬去！ 然而，在千钧一发之际，一个人出现了！ 1943年，日军铁蹄踏破山西盂县羊泉村的宁静。 13岁的万爱花，这个4岁就被卖作童养媳、命运多舛的少女，正躲在自家水缸里。 她刚加入儿童团不久，心中燃起一丝反抗的希望，却还来不及绽放。 日军的皮靴声、砸门声、狞笑声逼近，水缸的盖子被掀开，一张狰狞的日本兵面孔出现在她惊恐的瞳孔中。 她被粗暴地拖拽出来，连同村里其他几个年轻女子，被押往盂县日军据点。 一座由窑洞改造的、充满血腥与恶臭的人间地狱。 据《日军山西罪行录》记载，这里如同魔窟，关押着十几名被强掳来的女性。 她们被剥去人性和尊严，沦为日军发泄兽欲的“慰安妇”。 万爱花亲眼目睹了反抗的代价，一个试图逃跑的女孩被放出军犬活活撕咬致死。 日军用尽各种手段摧残她们的身体和精神，稍有反抗便会招致更残酷的折磨。 然而，万爱花骨子里的倔强并未被彻底摧毁。 她抓住一次看守松懈的机会，折断窑洞窗户的木栏，不顾脚底被碎石磨得鲜血淋漓，在漆黑的夜色中拼命奔逃，奇迹般地逃回了羊泉村。 然而，仅仅两个月后，厄运再次降临。 她在河边洗衣时，被再次扫荡的日军发现并抓获。 这一次，她被关押的时间更长，遭受的凌辱和殴打变本加厉。 又是一个深夜，她再次冒险，从那个地狱般的窑洞中逃出。 然而，命运之神并未眷顾这个苦命的少女。 几个月后，她第三次落入魔掌。 这一次，日军不再将她视为普通的“慰安妇”，而是视为必须严惩的“逃犯”和“反抗者”。 等待她的，是惨绝人寰的酷刑。 他们扒光她的衣服，将她捆绑在特制的刑凳上，在腿下不断加垫砖头，实施“老虎凳”酷刑！ 最残忍的是，四名日军士兵用两根扁担压在她的肩膀上，像压榨油料般猛力下压！ 三天后，日军见她毫无声息，以为她已死，便像丢弃垃圾一样，将她抛到了冰冷的河滩上。 因此，当盂县羊泉村一位普通的农民李老汉在归家途中，发现河滩上那个躯体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更让他心惊的是，一条饿狗正扑向那个毫无反抗之力的生命！ 千钧一发之际，他捡起脚边的石头，用尽全力砸向饿犬，救下了这个少女。 他脱下自己的棉袄，将万爱花包裹起来，带回了自己简陋的土屋。 接下来的日子，李老汉和老伴用土方草药为她清洗伤口，喂她喝下稀薄的米汤。 万爱花在两位老人小心翼翼的呵护下，凭借着惊人的求生意志，竟然一点点活了过来。 然而，酷刑在她身上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记。 更致命的是，长期的非人摧残使她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她在李老汉家的土炕上，整整躺了三年，才勉强能够下地行走。 这三年，她变得沉默寡言，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戒备。 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她收养了一个同样孤苦无依的女婴。 母女俩相依为命，在社会的边缘挣扎求生。 而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被她埋藏在心底最黑暗的角落，从不轻易触碰。 1992年，山西盂县教师张双兵，这位执着于记录日军侵华暴行、特别是慰安妇受害者的民间学者，在一次乡村走访中，找到了隐居多年的万爱花。 起初，万爱花拒绝回忆。 但在张双兵耐心的开导下，那段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痛苦记忆，终于破土而出。 她扶着拐杖，站起来，压抑已久的怒火突然爆发：“我记得！那个‘红脸队长’！他们就是化成灰我也认得！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这帮畜牲对我做的事！我要讨回公道！我要他们赔！” 在张双兵的鼓励和帮助下，万爱花决定站出来，公开指证日军的暴行！ 1992年12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上，万爱花，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成为了中国内地第一位公开站出来控诉日军性暴力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她拄着拐杖，站在庄严的国际讲台上，用颤抖却坚定的声音，向世界揭露了那段不堪回首的黑暗历史。 此后，万爱花又三次远赴日本，参加对日本政府的诉讼。 然而，漫长的诉讼之路充满艰辛。 日本法院以各种理由驳回了她和同伴们的诉讼请求。 正义的审判迟迟未能到来。 2013年9月4日，83岁的万爱花在太原病逝。 她至死未能等来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和赔偿。 万爱花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更是抗争的一生。 她的故事，是二十多万慰安妇受害者悲惨命运的缩影，也是一曲关于生命韧性与不屈抗争的悲壮挽歌。 主要信源：（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日军侵华档案、央视《国家记忆》栏目组2015年采访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