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1年，18岁万历皇帝去看望李太后，一时兴起，看上了太后身边的一个宫女，悄悄的宠幸。可当这个宫女怀孕，太后问起此事，万历居然不肯承认。 这个宫女姓王，本是李太后身边的浣衣宫女，出身低微却因这一夜承宠怀上龙裔。 起初，万历对此事讳莫如深，这个少年天子正值叛逆期，或许是觉得与宫女有染有失体面，或许是潜意识里抗拒这桩不由己意的 “意外”，因此当李太后察觉王氏身孕、追问万历之时，他竟矢口否认。 然而，李太后深谙宫廷规矩，早已命人记下此事的年月日时，万历的否认显得苍白无力。 李太后抚摸着王氏微隆的小腹，对万历说：“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何必讳？” 李太后的态度直接推动了王氏身份的转变， 从卑微宫女一跃成为恭妃。 第二年，万历的皇长子朱常洛降生。但万历对这个 “意外” 出生的长子毫无父爱，甚至带着隐秘的厌恶。 万历的这种情感并非毫无缘由：朱常洛的存在时刻提醒着他那夜的冲动，更阻碍着他对心爱女人的承诺，他早已将全部柔情倾注于郑贵妃身上。 1586年，郑贵妃为万历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次子早夭），万历随即晋封她为皇贵妃，地位远超朱常洛之母王恭妃。 宫廷内外都明白，这不仅是帝王对宠妃的偏爱，更是对储位归属的暗示。朱常洛的命运，从出生起就被卷入了这场以爱为名的旋涡。 朱常洛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是在 “国本之争” 的阴影中度过的。所谓 “国本”，即太子之位。从他5岁起，大臣们便开始上书请求册立其为太子，而万历则以 “长子尚幼”“等待嫡子出生” 等理由拖延，这场拉锯战一持续就是15年。 万历的拖延战术花样百出，1590 年，内阁首辅申时行率群臣集体上疏，恳请册立朱常洛为太子。万历竟斥责群臣 “要挟君主”，将申时行等大臣罚俸三个月。 1593年，万历提出 “三王并封” 之议，打算将朱常洛、朱常洵及另一位皇子同时封为亲王，以此模糊嫡庶长幼之别。 这一提议立刻引发朝野震动，吏部尚书孙鑨、礼部尚书沈鲤等重臣联名反对，指出 “祖制未有皇子并封之礼”，万历被迫收回成命。 朱常洛在这场较量中，始终是被动的棋子。他的教育被刻意忽视，直到 13 岁才被允许出阁读书，且课程时断时续。 1595年，礼部尚书范谦上疏恳请恢复朱常洛的讲读，万历批复 “且俟后旨”，这一等又是三年。反观朱常洵，不仅早早接受系统教育，万历还为其修建豪华王府，赏赐无数。 这种差别对待在生活待遇上更为明显。王恭妃被幽禁于景阳宫，朱常洛想见母亲一面都难如登天。 《明史》记载，王恭妃 “母子隔绝，左右不得言”，最终竟至 “目眚”（眼盲）。朱常洛在东宫的膳食、用度时常被克扣，甚至出现 “侍卫不过数人，伶仃杌坐” 的窘境。这种长期的压抑环境，塑造了他敏感、怯懦却又暗藏偏执的复杂性格。 1601年，在群臣持续上疏与李太后的压力下，万历终于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这场持续15年的国本之争看似尘埃落定，但万历的消极抵抗远未结束。他迟迟不安排福王就藩，让朱常洵长期滞留京城，形成 “太子在东宫，福王在京师” 的诡异局面，储位之争的阴云依旧笼罩着紫禁城。 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刺杀事件，将朱常洛的处境推向了危险的顶点。当天午后，一名手持枣木棍的男子闯入东华门，一路打到太子居住的慈庆宫门前，打伤多名侍卫后才被制服。这就是震惊朝野的 “梃击案”。 审讯结果令人瞠目结舌：男子名叫张差，供称受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指使，要 “打死小爷（指太子）”。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群臣纷纷上书要求彻查幕后主使。郑贵妃向万历哭诉辩解，万历则在慈宁宫召开御前会议，逼迫太子表态。 朱常洛在会上表现得异常隐忍：“此事只在张差身上结局足矣，不必株连。” 朱常洛甚至为郑贵妃开脱：“贵妃深宫，焉知外间事？” 这番话看似懦弱，实则是无奈的自保。朱常洛深知，一旦深究，只会激化万历与自己的矛盾，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宫廷动荡。 万历对太子的 “识大体” 颇为满意，随即下令处死张差，秘密处决庞保、刘成，将案件草草了结。 这场惊心动魄的刺杀案，最终以 “疯子闯宫” 的结论收尾，但明眼人都明白，这不过是帝王为保护宠妃而编织的谎言。 梃击案暴露了朱常洛太子地位的脆弱性。一个普通平民竟能手持凶器直闯东宫，说明太子的安保形同虚设；而案件的草草结案，则昭示着万历对太子安危的漠视。此时的朱常洛已33岁，做太子也已 14年，却仍如履薄冰。 1620年7月，万历皇帝驾崩，朱常洛继位。好不容易熬出头的朱常洛，在位仅一个多月，就在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之“红丸”后，不明不白的死了。#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