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后山，石径幽深，湖光潋滟。一个冬日午后，李莲英如往常般陪着慈禧太后散步。走着走着，他忽然低声说了句：“有人出八万两银子，想买四川盐茶道的缺。”慈禧脚步顿时一顿，面色发沉。她盯着李莲英，缓缓问：“谁这么大胆？”李莲英轻轻一笑，报出一个名字：“珍主子。”

要理解这句话的分量，得先搞清楚，“盐茶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可不是个普通的差事。清代四川盐茶道，是个实打实的肥缺，掌盐务、管茶政、兼理道台，有实权，有钱途，有兵力。这种缺，每年都能从盐商、茶商身上“捞”出不少油水，账面之外的银子流动之大，连户部都不愿细查。

而且这不是虚衔，是个正经正四品实职。能坐上去的，非贵即富。官场上，有人苦熬十年都混不上这么一个位置。

所以当李莲英轻描淡写地说，有人想出八万两银子买这职时，那不是“买个职位”，是直接砸钱抢权力。八万两，相当于一个边疆总兵三年俸禄的总和。这样的钱，如果不是冲着实权，谁舍得砸？

当年，慈禧太后曾亲自批准盐政严查，明令不准卖官鬻爵。可就是这条禁令，在她面前，被悄悄撕开了一个口子。

李莲英不是傻子，他不会在散步时随便开口，更不会轻易点出“珍主子”的名字。他这么说，是有用意的。

这时的大清，表面上慈禧垂帘，光绪亲政，实则权力分裂。慈禧手握大局，但珍妃却在背后靠近光绪皇帝，扶持变法，拉拢新派，试图重塑朝局。

而李莲英，作为慈禧最亲近的太监，不只负责服侍，更是一名情报总管。他掌握官员升迁信息，负责内务府与外官沟通，甚至连军机处的动静他都能听到风声。他是“中转站”，也是“筛子”。

而在卖官这件事上，李莲英并不是唯一的操作人。他的身后，还有一个神秘人物——高峒元。此人自称“道教司礼”，在宫中多年，专门与外官、富商、世家打交道。要想进京升官，绕不开他这关。

李莲英与高峒元合作多年，一个掌朝内消息，一个掌朝外网络。他们联合起来操作卖官，把一些地方肥缺“明码标价”，再将银子分头打点送进宫中。表面上官员靠“德才兼备”被提拔，背地里却是一场场“银子竞拍”。

而这次的“盐茶道”风波，说是八万两，不知道有多少已经流入珍妃那边。这才是真正触动慈禧底线的关键。

当李莲英报出“珍主子”这个名字时，慈禧心头立刻变了。

珍妃，是光绪最宠的妃子。不仅姿色出众，更聪明机敏，擅长文字，在宫中极有存在感。更关键的是，她常替光绪引荐改革人士，批判守旧派，暗中构筑自己势力圈。

慈禧虽年迈，但城府极深。她早看出珍妃在搞“新政外援”。但只要她不越界，她也懒得理。但现在，珍妃插手卖官，这就不是小动作了。

卖一个“盐茶道”，不仅仅是卖一个官，更像是珍妃在朝中埋一个“眼线”。这个官到任之后，听令于谁？收的钱要还给谁？背后的情报又流向哪边？慈禧一算便知。

更令慈禧不满的，是珍妃不按规矩办事。在慈禧的权力网络中，哪一级该点头、哪一步该报批，都是讲究的。珍妃直接买官，就像是“擅闯宫门”，这种胆子，才让慈禧震怒。

这天散步回来，慈禧便下令内务府查办盐茶道选任流程。几天后，那位原本“内定”的人选被撤换，传说中“八万两”的银子也不了了之。

这次风波表面上是卖官，实则是宫中势力的一次交锋。

慈禧通过李莲英传话，不是为了调查这笔银子，而是为了敲打珍妃。她要让珍妃知道，宫里不是谁的钱都能买通的。太后的权威，仍然是天花板。

珍妃虽然一时势弱，但并未就此收手。她转而联合一些新派官员，继续从其他路径施加影响。而李莲英和高峒元，则悄然调整自己的“名单”，暂停了一段时间的“官位操作”。

这次事件之后，慈禧在朝中更加强化对人事任命的掌控，所有“道、台、按察使”级别以上的官职，必须经由军机大臣上奏，再由她亲裁。盐茶道风波，也成了她重新收权的一个契机。

而珍妃，虽未立刻被贬，但从这之后，势力逐渐减弱，光绪变法也开始遭遇阻力，直到1898年“戊戌政变”彻底爆发。

看似偶然的一句“八万两”，实则牵扯出整条朝堂暗线：妃子借钱生权、太监借口敲山、太后趁机收权。

这一场“遛弯风波”，搅动的不止是一个职位，而是整个宫廷的权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