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一生中两次辍学，初中数学考30分，高中没念完就另谋出路，而父亲钱学森却不闻不问随他去，但钱永刚依旧说：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父亲 1955年的一个清晨，旧金山港口起了雾。 那天钱学森和妻子蒋英带着两个孩子，登上了驶向东方的轮船。身边的行李不多，孩子还在问：“我们这是去哪儿？”母亲说：“回家。”可对当时还不到十岁的钱永刚来说，“家”并不是很清楚的词。家在美国，家也在父母口中那个被称为“祖国”的地方。那一年，美国开出优厚条件，只要钱学森愿意留下，他的子女将享受顶级教育资源，未来可直升加州理工学院。但钱学森只笑了笑，什么都没答。 于是，一家四口，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对年幼的钱永刚来说，那趟旅程就像是把熟悉的生活一刀割断。他回忆当年第一次看到热牛奶，居然吓得不敢喝。在美国，牛奶是常温的，回到中国，奶是滚烫的，饭是软的，说话的人是听不懂的。学校里没人讲英语，课本看不明白，就连游戏规则也都陌生得很。 这种隔膜并没有马上消失。他和妹妹在新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尤其是钱永刚，在课堂上很少说话，甚至一度沉默。但他母亲蒋英并没有送他去补课，也没想办法找“关系”。她选择陪着孩子，从零教起，日日夜夜和孩子一块儿练普通话，读书、听新闻、唱儿歌。过了没几个月，他居然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了，英语反倒生疏了不少。 尽管语言慢慢通了，环境适应了，钱永刚始终明白，自己是“别人家的孩子”。老师看他的眼神和看其他学生不一样，校外家长谈起他，总会小声问：“他爸就是那个搞火箭的吧？”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这条路不会轻松。是科学家的儿子没错，可也是普通学生，跟谁都得排队、考试、竞赛，一个不落。 那时他并不知道，命运的第一场辩论早已在那艘驶向东方的船上悄悄结束。父亲没有告诉他“你该成为谁”，只是拉着他，从头开始做一个普通中国少年。 说起来，这家的教育方式，的确特别。钱学森很少发火，也从不追问成绩。有一回，初一的数学竞赛，钱永刚只考了30分。别人家的父亲大概会皱眉头、数落一番。可他父亲只是吃饭时淡淡一笑，说：“这分数挺好，对你大有好处。”钱永刚满脸问号，结果听到一句话：“学校是考你学过的东西，但人生考试，都是考你没学过的。”就这样，一次挂了的竞赛，被父亲轻描淡写化解成一堂人生哲学课。 他小时候爱玩、调皮，喜欢抢答问题。老师不喜欢这种“不守纪律”，偏偏给他报了难度极高的竞赛班，企图“治一治”。可父亲从来不因此干涉。只要孩子没撒谎、没耍滑头，那就不多说。饭桌上照样聊天，书房门照样关着，一张报纸、一部工具书，看得专心致志。那种专注的劲儿，让钱永刚从小就在潜意识里知道：原来工作是这么回事。 蒋英倒是有些生活教育上的“小讲究”。比如吃饭要穿整齐点，不能邋遢；比如过年要给家里的司机、炊事员、保姆一一送上年礼。这些事钱永刚小时候不理解，觉得麻烦。直到有一天，炊事员跟他说：“你爸妈那是尊重我们。”那一刻他有点愣了，他发现尊重人从来不是靠嘴说，而是靠实际做。 家里从没定规矩，说什么必须几点学习、几点休息，也没人逼他考清华、念博士。他们更像是拿生活做教材，把自己活成一个“讲义”版本。他们不讲道理，但他们是道理本身。 从中学到参军，从参军到复学，钱永刚经历的路径，大概没人能复制。十年动荡让他中断学业，他不愿荒废，于是报名进了部队。别人以为他“背景深”，到了部队肯定日子好过。事实却相反。他发现，自己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反而处处受限。“五好战士”“入党提干”这些机会，大多优先给工农子弟。别人一年评上，他可能要两年甚至三年。他一句抱怨没说，该干活干活，该复习复习。 这段“看不到的成绩单”，其实成了他最重要的修炼过程。他认清了“身份”是光环也是包袱。他不靠它，也不抱怨它，只管干事、学习、自我提升。到了1977年，高考恢复，他决定试一试。已经快30岁的他，重新捡起数学、物理、化学，熬夜复习。别人笑他“年纪太大”，他说一句：“考得上就走，考不上就接着干。” 没想到，他真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专业还是最硬核的理工科。 入学一看，班上最小的同学比他整整小了十岁。他没觉得难堪，反倒有点庆幸，终于能坐在课堂上，好好听一回课了。 他四十岁那年，赴美读书。不是镀金，也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实实在在去学技术。他申请的是当年美国就许诺过的加州理工学院。几十年过去，对方居然还记得当年承诺，免试录取了他。他顺利拿到硕士学位，本有机会留下。可他还是选择回来了。 父亲去世之后，他主动担起责任，出任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馆长。不是挂名，而是实打实干事。他把父亲留下的信件、讲稿、照片一件件整理、展览，让年轻人知道，什么是科学的庄重与情怀。 他在不同场合讲父亲的故事，但从不拔高。他说父亲不完美，但“极其合格”；说家风无形，却时时在场；说教育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说什么，却让人一辈子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