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张爱玲的父亲趁妻子不在家，偷偷拿着针管来到张爱玲的房间，在昏迷的张爱玲胳膊上注射一针。

1937年，上海租界一栋老宅的阁楼里，昏黄的灯光洒在张爱玲苍白的脸上。她昏迷不醒，胳膊上的血管在皮肤下若隐若现。父亲张志沂蹑手蹑脚推开门，手里握着一支针管，针尖在烛光下闪着寒光。他低头，轻轻将针头刺入女儿的胳膊，液体缓缓注入，张爱玲的身体微微一颤，仿佛从噩梦中惊醒的微弱挣扎。

这一针，救了她的命，却也刺穿了她对这个家的最后一丝留恋。为什么一个父亲，会让女儿在昏迷中都带着恐惧？她与这个家，究竟埋藏着怎样的恩怨？

夜色如墨，上海租界的洋房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鸦片烟味。张爱玲蜷缩在阁楼的木床上，窗外玉兰树的影子在月光下摇曳，像一张张被揉皱的白手帕。她已经记不清被锁在这间阴冷小屋的日子有多久了，时间仿佛被父亲张志沂的怒吼和继母孙用蕃的冷笑碾得粉碎。

17岁的她，身体被痢疾折磨得虚弱不堪，高烧让她意识模糊，唯一清晰的，是对这个家的绝望。

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的上海，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晚清名臣，祖母是李鸿章之女。然而，这份荣光早已在父亲张志沂的挥霍中褪色。张志沂是个典型的“遗少”，沉迷鸦片、嫖妓、赌博，活在旧时代的余晖里。而母亲黄逸梵，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追求自由与西化，裹着小脚却向往阿尔卑斯山的雪。

她与张志沂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争吵声成了张爱玲童年最熟悉的背景音。1924年，母亲带着姑姑张茂渊远赴欧洲，留下四岁的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由姨奶奶照看。四年后，母亲归来，试图将女儿塑造成西式淑女，教她弹钢琴、画画、说英语，但这份短暂的温情很快被父母的离婚撕裂。

1930年，黄逸梵决然离开，张爱玲和弟弟被留在了父亲身边，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更残酷的现实。

1934年，张志沂迎娶了孙用蕃，北洋政府前总理孙宝琦的女儿。这个继母不仅与张志沂一样沉迷鸦片，还将张爱玲姐弟视为眼中钉。她穿着华丽的旗袍，却用尖酸的言语刺向张爱玲，甚至连弟弟张子静打破一块玻璃，都会招来一顿毒打。

张爱玲曾写道：“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有了后母之后，我住校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一次，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

她试图在贵族学校里寻找庇护，梦想着考取伦敦大学，逃离这个家，去往更广阔的天地。然而，留学梦被父亲和继母一口否决，理由是“家中资金另有他用”——那些钱，流向了鸦片和赌桌。

冲突在1937年夏天爆发。那年，张爱玲刚从圣玛利亚女中毕业，满心憧憬出国留学。她向母亲求助，黄逸梵虽支持，却无力对抗张志沂的决定。继母孙用蕃得知后，怒火中烧，觉得张爱玲绕过自己是挑衅。她与张爱玲争吵，扬手就是一巴掌。张爱玲本能地挡了一下，孙用蕃却尖叫着跑去告状，说张爱玲动手打她。

张志沂冲下楼，不问青红皂白，揪着女儿的头发一顿毒打，嘴里喊着：“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那一刻，张爱玲的世界崩塌了。她被拖进一间阴暗的阁楼，门锁沉重地扣上，阳光被隔绝在外。她在《流言》中写道：“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被囚禁的日子里，张爱玲的健康急剧恶化。痢疾让她高烧不退，伤口发炎，生命如风中残烛。她甚至开始幻想日军轰炸能炸毁这栋房子，让她逃出生天。绝望中，她每天在走廊上偷偷压腿锻炼，脑海里无数次模拟逃跑的路线，只为保留一线生机。家中老佣人何干不忍心，冒着被责骂的风险向张志沂求情：“小姐再不治，怕是要出大事了。”

张志沂终于慌了，趁孙用蕃外出，偷偷拿来抗生素针剂，亲自为女儿注射。那一针，救回了张爱玲的命，却无法挽回她对父亲的信任。针尖刺入皮肤的那一刻，她的身体微微一颤，仿佛在抗拒这个家的最后触碰。

康复后的张爱玲下定决心逃离。她找到何干，恳求帮助。何干冒着被开除的风险，趁夜为她打开大门。张爱玲裹着单薄的衣服，跌跌撞撞跑向有轨电车站，投奔了母亲黄逸梵的公寓。那一刻，她的心像被释放的野马，狂奔在上海的街头，却也带着无尽的创伤。她在自传体小说《易经》中写道：“任喜悦像逃窜的牛一样咚咚地撞击。”

逃离“雷峰塔”——那个象征父权和压迫的家——成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步。

张爱玲逃出“雷峰塔”，却带着童年的伤痕走遍上海、香港、美国。她与父亲断绝往来，甚至在张志沂1953年去世时，也未回上海送别。她用冷峻的笔触，将破碎的家庭和人性的凉薄写进小说，成为一代才女。何干，这个默默帮助她的老佣人，成了她心中为数不多的温暖记忆。张爱玲出名后，时常资助何干一家，弟弟张子静也感慨：“若无何干，或许中国文坛不会有张爱玲。”

张爱玲的故事，是一场从幽暗阁楼到广阔天地的逃亡，也是无数人心中对自由与自我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