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5岁的农民咳嗽10年，但却一直拒绝就医，一天，他突然用力一咳，一个异物喷出来，妻子带着异物给医生，谁料，医生看完后，立马去报警...... 1956年的夏天，山东滨州地里的日头格外毒。 三十五岁的高其煊正弯腰干着农活，突然间一阵猛咳上来，胸口像被人用锤子砸了一下，火辣辣地疼。 他捂着心口蹲到田埂上，脸憋得通红，喉咙里呼呼作响。 这咳嗽的老毛病，缠着他快十年了，可这次不一样。只见他猛地弓起背，“哇”地一口血喷在泥地上，血沫子里，赫然躺着一个黑黢黢，沾着血丝的硬东西。 旁边干活的高家媳妇吓坏了，连滚带爬地扑过去。 拿起那硬东西一看，她手一哆嗦，那竟是一颗子弹头！ 四周围的邻居闻声赶来，七手八脚地抬起脸色发白的高其煊，直奔县医院而去。 到了医院，医生给高其煊止了疼，做了仔细检查。 医生发现他胸前背后布满深浅不一的旧疤，拍片结果更令人心惊：他胸腔里，留着一道清晰的子弹穿过的旧伤道。 一个种地的农民，身上哪来这么多打仗留下的痕迹？ 医生满腹狐疑。当高家媳妇把那个带血的子弹头递到医生眼前时，医生脸色骤变，立刻让护士去报告了公安局。 一番询问下，高其煊沉默许久，终于道出了那段埋藏在心底的烽火岁月。 原来这个整日和泥土打交道的庄稼汉，胸膛里曾燃烧过滚烫的热血。 高其煊的老家在滨州那片叫旧镇的地方。 往前数，春秋时这儿唤作千乘城，到了满清年间，又叫旧镇，名字改了又改。 那时旧镇有家高家馒头房，买卖兴隆，是高家几代人的生计。 馒头房掌柜有个机灵的三儿子，就是1921年出生的高其煊。 鬼子打来时，高家馒头房的门照开，蒸笼里的气照冒。 来的客杂，有本分的乡亲，有打鬼子的八路，还有为鬼子跑腿的伪军。 掌柜的大儿子高其炳，就是馒头房的顶梁柱。 他天生一副好口才，三教九流的人都能说上话，脸上总挂着让人放心的笑。 谁也看不出，这个见人就招呼，常往伪军司令部“孝敬”几个热乎馒头的“高老板”，骨子里是八路的交通员。 干情报这活，自己不能轻易出头。 高其炳看中了年纪小，不起眼的三弟高其煊。 于是，一个半大孩子也成了“小八路”。 高其煊记得清楚，大哥交代任务时，脸绷得像石头。 一次，有份重要情报得火速送去营盘村。 高其炳写完后不让三弟看，密封好，塞进他怀里，低声道：“老三，这东西比命还重，豁出命也不能落到鬼子手里！” 高其煊揣着这份烫手的使命，一路跑得飞快。 眼看离营盘村还有五里地，迎面撞上大队鬼子兵！ 他的心提到嗓子眼，脚下一转钻进林子，飞快刨了个浅坑把情报埋好，顺势转到一棵树后解裤子。 人刚站定，鬼子就追到了跟前，一个生硬的嗓门吼道：“小孩！什么的干活！”几双眼睛狐疑地在他身上扫来扫去。 高其煊强装镇定，继续撒他的尿。 鬼子把他浑身上下搜了个遍，什么也没翻着，骂骂咧咧地走了。 等到那些身影彻底消失在地平线上，他才飞快扒开土堆找回情报，一路狂奔送到目的地。 那份情报及时提醒了八路军主力转移。 没隔几天，高其炳兴奋地告诉三弟：他们在旧镇东边鬼子布防最空虚的据点，打了个漂亮的埋伏，端掉了鬼子的一个小队！ 就这样，高其煊一次次在日伪的眼皮底下穿梭。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二十四岁的他终于如愿扛起了真正的钢枪，成为一名扛枪打仗的八路军战士。 刀枪无眼。1946年6月，胶济铁路沿线的仗打得异常激烈。 在邹平韩家寨一场恶战中，冲在前面的高其煊被一颗子弹重重钉倒在地，胸口炸开剧痛，天地瞬间黑了。 战友们把他从死人堆里抢回来。命是保住了，可医生面色凝重地摇头：“子弹打得太险了！紧贴着要紧地方，取出来……太悬了！”这颗子弹头，就像一块烙铁，留在了高其煊身体里。 新中国成立了，部队给“三等甲级伤残”的高其煊定了待遇，劝他留在队伍上做些轻松工作。 他却摇摇头：“认得自己的名字就不错了，哪能干得了文差？回家吧，庄稼人还是地里踏实。”他脱下军装，默默回到旧镇老家，重新扛起锄头，像块坚硬的石头沉进泥土。 胸口的枪伤成了秘密，十年的咳嗽成了习惯，战场上的硝烟，他没跟任何人提过，仿佛那些血火往事，都被他深深埋进犁开的田垄里。 谁能想到，十年后在地头的这一次惊天动地的咳嗽，竟咳出了那粒被热血焐了十年的弹头，也咳醒了那段本已尘封的英雄过往。 许多年过去，旧镇历经变迁，成了青田街道的一部分。 当年的小“老八路”高其煊，也成了满头银发、皱纹深刻的老人。 他的日子依旧简朴，唯有那方土墙，依然端端正正挂着两幅褪了颜色的老画像。 最让老人眼睛发亮的，是那枚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奖章。 那是他藏在心底最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