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军队里，抚恤受伤的士兵是件大事。说白了，就是政府给那些 “打仗受伤的人” 和他们的家人一些经济补偿，这样能让将士们没后顾之忧，帮家属解决实际难题，还能鼓励活着的人忠诚爱国、勇敢作战。 抚恤伤卒的做法很早就用在军队里了。据《墨子・号令》记载，只要打完大仗，国君就该马上把受伤的士兵送回家好好调养，给他们请医生、送药品，还赐给二升酒、二斤肉，并且让官吏经常去家里看望，等他们病情好转，就及时向上汇报，对他们十分敬重。 这不仅是优待受伤士兵和他们的家属，更能激励其他士兵奋勇杀敌，还能 “让他们对敌人心怀怨恨”。可见，在春秋时期，抚恤伤卒已成为了激励士气的重要举措，逐渐形成了一项经常性的制度。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抚恤伤卒的举措也逐渐完备。唐代著名的军事家李靖就曾提出，抚恤伤卒应“随轻重优赏”。时至唐代，负伤轻重已成为抚恤标准。 对轻、重伤者的抚恤。宋朝建立伊始，统治者根据伤势情况而赏赐伤者缯帛、钱粮、迁资等。乾德三年，宋军伐蜀告捷，宋太祖即刻赏赐“行营战士被伤者”缯帛，以示嘉奖。 咸平六年，辽军进犯望都，宋军士卒“皆重创，殊死战”，战后，宋真宗“赐望都战伤军士缗帛”[。景德二年，亡命士卒王长寿聚众而叛，待事态平息后，宋真宗赏赐被伤者“帛、迁级”等。 康定元年，北宋政府赏赐“破后桥寨及讨荡吴家等族帐之功”，对于在战斗中被伤士卒，除了发放正常的月俸之外，“别赐两月钱粮”。 庆历三年，宋政府颁布《武经总要》,其中“赏格罚条”对不同军种、伤势轻重而给予不同抚恤物品，作出更为详细的规定，其中对禁军而言，“副指挥使以上，至军都指挥使，伤重者，支绢七匹，轻者五匹。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重五匹，轻三匹。长行以上，重三匹，轻二匹”。 然而实际上，北宋政府给予伤卒的抚恤物品还要视具体战事而定。宋元丰四年六月，宋神宗五路兴兵，讨伐西夏，刘昌祚率五万人士卒，率先在堪哥磨哆隘口与夏军接战，斩获甚重，此战是五路伐夏的第一战，意义颇为重大。这一抚恤举措不仅适用于禁军，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军种。   对因伤致残者的赏赐。对于因战伤而导致残疾或不胜之人者，宋廷则赏赐本人及家属衣粮或给予某些优抚举措，使其能够得到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维持基本生活。仁宗时期，因战阵负伤废停，不能自存者，北宋政府“月给米，人三斗”。 熙宁七年，“熙河之役”告捷，朝廷大加犒赏诸军，对“因战重伤不任征役”的士卒赏给“全分衣粮”以确保其能维持基本生活。 两宋之际，金军不断南侵，战端频仍，南宋将士在战斗中，因伤致残者不可胜计。宋高宗赦令各地，对“军员兵级因战斗被伤，不任征役，未得减下衣粮，且令全分支给”职官，以表彰其在战斗中英勇表现，并且为这些“不任征役”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绍兴十年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牛皋击败金军，战后，南宋政府即刻下诏抚恤负伤将士，对因伤势过重“不堪披带”的统兵官，朝廷“与添差近便差遣”；而伤重不任征役的士卒，朝廷允许其自愿“放停”或改换其他军额，但依然“支破请给”，“廪给终其身”。 在北宋时，只是对伤残士卒一次性地发放钱粮，而到了南宋时，特别是绍兴十年之后，朝廷不仅对因伤致残者发放钱粮“廪给终其身”外，还授予因伤不能理务者待遇优厚的差遣，令其自存。宋政府对伤残士卒的赏赐力度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加强的。 南宋政府之所以加大对因伤致残者的赏赐，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南宋军队是以北宋溃卒为基础组建而成，大量士卒产生了畏敌、厌战情绪，于是就形成了怯战心理； 南宋建立之后，这股情绪继续在军中蔓延，使得南宋士卒军心涣散、士气低落，战斗力不高，南宋政府通过这一举措，稳定军心，激励士气，提高战斗力。 对因伤致死者的优抚。因伤势过重而死者，宋政府同样也给予丰厚的赏赐。熙宁八年北宋政府规定是凡因战伤过重在五十日内死者，均按阵亡例推赏，并“依律著为诸路法”。 绍兴三十二年二月，宋高宗诏令：在战斗中阵亡军士“禄其家一年”，因“伤重而死于栅中者，给其家减半”。南宋政府给伤重而死者的赏赐数额明显少于北宋，并且，此后所颁布的嘉奖令皆是以绍兴三十二年所颁布的诏书为准。 曾经出戍暴露病患身故人，支破一季”，并且按月“给付各家”。嘉定三年三月，南宋政府赐平寇将士钱米，以示嘉奖，其中“伤归栅身死，已支一季，更特支一季。暴露因病身死，已支两月，更特支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