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去世了，中央念及他的历史贡献，在八宝山为他举办了追悼会，但是由于一些历史问题，中央领导人大多没有亲自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只是送去了花圈。 陈永贵这人，出生在1915年的山西昔阳大寨村，那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他爸妈早早没了，他就靠给人放羊、干农活混日子。没上过学，基本不识字，但手脚勤快，脑子活络。抗日时期他参加过一些活动，1948年入了党，1952年当上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那村子穷山恶水，土地少，靠天吃饭，经常闹饥荒。他上台后，就带着大家干实事，先是组织互助组，后来搞合作社，重点是改造山地。村里人用铁锹镐头，一点一点地把坡地变梯田，挖沟渠引水，建水坝防洪。 1953年到1962年，他们战了几个大沟，像是白驼沟、狼窝掌啥的，硬是把耕地扩大了，粮食产量从每亩两三百斤提到五百多斤。这事儿在当地传开了，成了典型。陈永贵自己也带头干活，风里来雨里去，大家伙儿看在眼里，服气他。到了1963年，一场大洪水冲毁了不少田，他又领着人灾后重建，没要国家一分钱援助，就靠自力更生恢复了生产。 陈永贵干得有声有色，1964年毛主席题词“农业学大寨”，全国都开始学他的经验。他本人也一步步往上走，1969年进了中央委员会，1973年成了政治局委员，1975年直接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这在当时是件新鲜事儿，一个没文化的农民坐到那么高的位子上，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在北京工作时，还保持着老习惯，不拿国家工资，吃大寨分的粮，户口也没转城里。 管农业期间，他到处跑基层，推广大寨的治山治水、科学种田，推动农村建水利、改土壤啥的。农业产量在那些年确实有所增长，虽然有各种因素，但他的推动作用不能否认。跟华国锋的关系也拉近了，两人都是山西人，华国锋也从基层上来，管过农业，两人经常商量事儿，互相支持。陈永贵说过自己文化低，看文件费劲，但就凭着实干劲儿，为农民办实事。华国锋也欣赏他这点，两人合作得挺默契，推动了不少政策落地。 陈永贵在高层干了几年，1980年主动辞了职，去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当顾问。那时候他已经65岁了，身体也不如从前，但还是闲不住，经常去田间地头转悠，指导工人怎么改良土壤、选种子啥的。生活上很简单，住农场宿舍，吃食堂饭，继续保持农民本色。家里人有老婆宋玉林和几个孩子，大儿子陈明珠在昔阳县宣传部工作，二儿子陈明堂当兵退伍后进拖拉机厂，三儿子陈明亮后来沾光转了北京户口，干起了生意。女儿陈秋香也留在农村。陈永贵没给孩子们走后门，叮嘱他们靠自己努力。农场日子平静，他偶尔回忆大寨的往事，但不张扬。1986年初，他查出肺癌，住院治疗，病情恶化得快。3月26日，他就走了，享年71岁。消息传到中央，大家讨论怎么办丧事，最后决定看在他过去的贡献，办个高规格追悼会，但因为一些历史原因，高层大多没亲自去。 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会场布置得庄重，花圈堆了不少，来自各部门和老同事的。参加的人有中层干部和昔日熟人，司仪读了悼词，回顾他从农村到中央的路，强调对农业的贡献。高层们送了花圈表达敬意，但没到场。这事儿在当时挺低调的，没大肆宣传。就在仪式快结束时，华国锋来了，他穿着黑风衣，戴墨镜，走到遗体前，摘下墨镜，眼睛红红的。鞠了三次躬，然后盯着遗体看，肩膀抖了抖，眼泪掉下来。绕着棺材走了一圈，嘴上念叨着陈永贵的名字和大寨的事业。工作人员引导他，他安慰了家属几句，就离开了。这场面让在场的人动容，华国锋和陈永贵的关系不是一般的，两人从同事到朋友，互相扶持过。华国锋后来也低调生活，到2008年才走。 陈永贵走后，骨灰按遗嘱运回大寨，安葬在虎头山上。陵园建起来了，有展览馆放他的旧照片和农具，游客去看看，了解那段历史。大寨的梯田还在，村民继续种地，虽然模式变了，但那些沟渠水坝还管用。他的农业经验影响了全国农村建设，推动了基础设施改善，虽然后来有调整，但基础打下了。孙女陈春梅写了书，回忆爷爷的事，挺接地气的。后代们过得普通，长子退休了，二子在工厂，三子做生意有成就，孙辈里有的从政有的经商，都靠自己闯。陈永贵的一生，从穷小子到高层，再到平民，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变迁。他强调自力更生、实干，这精神到现在还值钱。农村发展靠的就是这种劲头，不等不靠，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