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上海虹口，十五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被推进铁皮房，铁栅栏“哐当”锁死。

她们是日军第一批慰安妇，被“军中看护”的招工启事骗来，却成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公娼制度的试验品。墙上用红漆写着“每人每日限二十人”，这是她们作为“军需品”的明确标价。

七年后的南京，王桂英被刺刀逼上卡车，怀里刚满周岁的儿子被扔在冰面上。她与其他女人被塞进寺庙、仓库、废弃的学校，成了移动的慰安所。

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地下室里，铁架床之间只容得下侧身走动，墙上的血手印层层叠叠，记录着无数女性的绝望。

日军为了控制性病，从1932年开始给慰安妇强行注射“606药剂”。这种由德国研发的砷凡纳明，本是治疗梅毒的药物，却被日军用作维护士兵性安全的工具。

药剂呈棕色玻璃瓶装，标签上画着骷髅头，写着“砷凡纳明”，实质是掺了砒霜的毒药。

每次注射时，两个士兵按住女人的胳膊，军医官戴着白手套，将粗如缝衣针的针头扎进她们的身体。

药水推进去的瞬间，女人像被扔进了火坑，浑身痉挛，口吐白沫，疼得几乎要昏死过去。

注射完606药剂后，士兵们会在女人的胳膊上盖个红戳，这是“安全证明”，意味着她们可以放心使用。

然而，这种药剂的副作用极其严重，它像一把钝刀，慢慢啃噬着女人们的身体。

她们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脸色白得像纸，来月经时血流不止。更可怕的是，606药剂破坏了她们的子宫和卵巢，让她们再也无法生育，成为了“石女”。

王桂英见过最惨的一个姑娘，打完针后下半身大出血，被扔在柴房里，三天后就没了气，肚子里的孩子还没成形。她自己也因为注射606药剂，再也无法生育，战后试图嫁人，却因无法生育被丈夫赶了出来。

除了身体上的伤害，606药剂还给女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她们被当作货物一样清点，被士兵们肆意凌辱。

金顺姬是一个朝鲜姑娘，每次打完针就对着墙壁磕头，用生硬的中文喊：“阿妈，我对不起你。”她原本快要嫁人了，却被日军从婚礼上抢走，后来发现自己再也没来月经，军医却笑着说：“省心了，不用怕怀崽子。”

这些女人大多成了“石女”，606药剂像一把锄头，刨烂了她们的土地，让她们再也长不出希望的庄稼。

她们在绝望中挣扎，有的试图用碎碗片割腕，却被发现后吊在房梁上；有的吞下缝衣服的针，却被士兵用刺刀挑出来，活活疼死。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依然有女人在反抗。有一个穿旗袍的女人，每次被糟蹋后都偷偷藏一根头发，缠在床腿上。

后来，她趁看守不注意，用磨尖的发簪戳瞎了一个士兵的眼睛，自己却被乱枪打死。王桂英悄悄把那团头发收起来，藏在鞋底，那是她们仅有的反抗。

1945年夏天，日军开始溃败，王桂英所在的慰安所突然来了辆卡车，士兵们把病重的女人一个个拖上去。她躲在柴堆里，听见卡车开向河边，接着是枪声，她知道，这是要毁尸灭迹。

日本投降那天，王桂英正在给士兵洗衣服，她愣了半天，才敢走出那个关了八年的院子。街上到处是庆祝的人，可没人敢靠近她，她的衣服又脏又破，身上带着洗不掉的味道。

她试图回到南京，却记不清家在哪，原来的村子早就没了，她像个孤魂野鬼在路边游荡，被好心的尼姑庵收留。

战后的日子比坐牢还难，王桂英因为无法生育被丈夫赶了出来，只能靠在工地搬砖为生，却又因为“被鬼子用过的”身份被工人们指指点点。

1992年，有人找到她，记录她们的故事，她才敢把那些像伤疤一样的记忆说出来。

然而，日本那边总有人说“没这回事”，右翼分子在街上举着牌子，骂那些站出来的老人是“骗子”。

王桂英跟着其他人去日本打官司，法庭外的人扔石头骂她们“不要脸”。她站在台阶上，举着胳膊给记者看：“这针孔是假的吗？这伤疤是假的吗？”

2000年代初，登记在册的中国慰安妇只剩下12人，王桂英是其中一个。她住在政府安排的养老院里，床头摆着个小木盒，里面装着那团缠在床腿上的头发。

有回学校组织孩子来听故事，一个小姑娘问她：“奶奶，您恨吗？”王桂英摸了摸孩子的头，眼里的光像快要熄灭的灯：“恨没用。要记住，记住了才不会再出事。”

2019年，王桂英走了，临终前她攥着那个小木盒，嘴里反复念叨：“我不是军需品，我叫王桂英……”她的名字，和二十万个名字一起，刻在了历史的伤疤上。那些针孔、那些红戳、那些没说出口的疼，都在提醒着：有些债，永远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