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国一架战机被日军击落，飞行员跳伞求生，谁知，竟落到了日军阵地，一群鬼子随即包围了他，可没想到，这位飞行员的举动让日军大为赞扬。   1937年，一场战争撕裂了中国的天空，那一年，中国空军刚刚成立还不到五年，装备落后，飞行员数量稀少，却已经不得不迎战经验丰富、武器先进的日本空军，在这样的背景下，阎海文，一个21岁的年轻飞行员，走上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次任务。   他出生在辽宁北镇一个普通农家，五个兄弟挤在一张土炕上长大，少年时的阎海文，常常对着墙上的地图发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只有十五岁，亲眼看着东北三省沦陷，家人被迫背井离乡，他也跟着流亡学生辗转南下，那年的逃亡，不只是身体的迁徙，更是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永远不会熄灭的种子——要为故乡，为国家，讨回公道。   之后他考入杭州的中央航空学校，这是一所刚刚建立不久的航校，条件艰苦，训练严格，夏天的训练机舱就像个蒸笼，许多学员叫苦连天，但阎海文从不抱怨，他知道，飞行技术不是炫技的工具，而是战场上活下去的资本，航校毕业时，他把那句“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写进了日记，也刻进了心里。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战场在上海，敌我双方在黄浦江两岸短兵相接，争夺异常激烈，17日那天，阎海文接到命令，随同空军第五大队出动，目标是虹口地区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这是一个重兵把守的目标，空中布满了日军的高射炮，阎海文驾驶的，是一架霍克III战机，机翼下挂着五百磅炸弹，这是他第七次作战，但谁都知道，这次的危险程度远超以往。   战机在低空飞行中穿越火力网，炮弹在空中爆炸，火光映红了驾驶舱的玻璃，阎海文紧握操纵杆，精准地完成俯冲投弹，炸弹准确地落在敌军目标上，爆炸声震耳欲聋，可就在返航途中，他的战机被高射炮击中，左翼起火，机体剧烈震动，他努力将飞机拉升，想要飞回中国阵地上方，避免伤及城市和平民，然而飞机已经失控，浓烟灌入驾驶舱，他不得不在苏州河上空跳伞。   降落伞在空中缓缓张开，那一刻，他并不知道，风将他吹到了哪里，等到落地时，他才发现，自己竟然被卷进了敌人的阵地，四周是灌木和土丘，远处传来日语的喊叫声，他扭伤了脚踝，但立刻解开伞绳，躲到一根电线杆后，腰间的勃朗宁手枪在他的手中异常沉稳，他知道，投降不只是个人的耻辱，更是制服上那枚徽章的耻辱。   他第一时间烧毁了随身携带的航图和密码本，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可利用的情报，接着，他瞄准冲上来的敌兵，连续开火，弹匣里只有七发子弹，但每一枪都不容浪费，五名日军接连倒下，在土坡前形成了一道倒影，这场巷战没有持续太久，但它的震撼却远远超过了时间的长度。   当他最后一次上膛时，周围的呐喊声越来越近，他把枪口抵住太阳穴，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他用这种方式告诉敌人，中国空军可以战败，但永远不会被俘，他的身体倒在土丘前，枪声在寂静中回荡了好几秒。   日军中队长山下奉文带人赶到战场时，看到的不是一个被俘的飞行员，也不是一个逃跑失败的士兵，而是一具整整齐齐的遗体，飞行帽仍戴在头上，制服上甚至没有脱落的钮扣，他们在他的衣兜里找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南通刘月兰”，还有一张全家福，他的身份也很快被确认：阎海文，空军第五大队飞行员，21岁。   出人意料的是，日军没有按照惯常方式处理他的遗体，他们用白布包裹，在阵地一侧为他挖了一个墓坑，立起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中国空军勇士之墓”，这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一种震撼过后的敬意，他们见过太多战俘，也见过太多临阵脱逃的人，却第一次看到一个敌人，为了保住尊严和信念，不惜自尽。   几天后，日本的《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相继刊登了有关这位中国飞行员的报道，文章中用了许多令人惊讶的词句，称他的死“虽如苞蕾摧残，遗香不允”，甚至称“虽为敌军，亦不能不令我全军将士一掬同情之泪”，三个月后，日本人在东京新宿举办了一个展览，把阎海文的飞行服、降落伞和那把空弹的手枪放在展柜中，供市民参观，成千上万人走进展馆，在展品前鞠躬。   在中国，阎海文的事迹很快传遍大江南北，他被称为“空军第一烈士”，无数年轻人受到感染，跑到空军招募处报名，那个时候的中国空军，平均飞行员年龄不到24岁，装备简陋，技术刚起步，但正是这些年轻人，在八年的抗战中撑起了整个长空，阎海文牺牲两天后，他的航校同学沈崇诲在轰炸任务中弹尽粮绝，直接驾机撞向敌舰“出云号”，同年，还有数十位年轻飞行员以命相搏，用飞机与敌机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