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物理学家钱三强被下放到陕西，一天，他下地干活，转头看到一个女人佝偻着身子打扫厕所，当女人抬起头，他看清女人的脸，悲痛大哭：“你为什么也在这里？”

1968年，陕西的田头上，钱三强弯着腰在地里劳作，手里提着锄头，眼神混沌却不散。 地面干硬，脚底生疼，风吹过耳边，带着黄土味。他本不是干这个的，手掌不习惯这粗粝的工具，背也早就不灵了。 但他没出声，一步一步照着别人的节奏走。 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停了下来，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前方某个角落，一个熟悉的身影佝偻着，正用破抹布擦洗着厕所门边的砖。 那一刻，他认出来了——是她。他的妻子，何泽慧。 那不是第一次见她低头做事，也不是第一次在艰难时分看见她不言不语地咬牙撑着。 他站在风里，手不自觉松开，锄头落地，“咣”的一声。 他想说话，却一句都吐不出来，她抬头看见他，只是朝他点了点头，没多余表情。 两人隔着风，隔着土路，隔着眼眶打转的泪，谁也没动。 这事后来没人记下来。 时间往回拨几十年，清华园还没有战火波及的时候，物理系的课堂上一张张稚嫩的脸埋在书本中间。 钱三强就在其中。他不是最沉默的学生，也不是最张扬的一个，但天分摆在那里，老师都看得出来。 何泽慧，那时候就坐在前排，总是安静地听着。她是那个班唯一的女学生。 不是谁都能撑下清华物理系的强度，尤其是一个姑娘，但她不声不响地拿着全班前几的成绩，还能抽时间给图书馆编目录。 那年她十八岁，是年级里的“女状元”。 两人没什么轰轰烈烈的交往，彼此心里有数，却没说出口。 后来战事爆发，钱三强去了法国，何泽慧去了德国。 分隔异国，多年没联络，直到1943年他收到一封只有二十几个字的短信：“你是否还在巴黎，如可能，代我向家中父母写信报平安。”他一看落款，心跳就重了一下，是她。 从那封信开始，两人之间的联系复苏了。 1945年春，钱三强终于鼓起勇气，用仅有的字数向她求婚。 他没绕圈子，直截了当地写：“经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收到信的何泽慧，没有犹豫，她的回信是：“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就是这么简单，像两个学物理的人谈感情，逻辑清晰，情感浓烈。 他们在战后的巴黎登记结婚，没什么排场，小居里夫妇来做了见证。 那天钱三强穿着灰色西装，何泽慧穿中式旗袍，两条长辫子披在肩后。小居里太太在婚礼上说了一句祝福，意思大概是希望他们科学和生活都美满。 没人想到，站在教堂门口的这对年轻夫妇，会是中国未来核事业的起点。 婚后他们没有直接回国，而是留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了一段时间。 那几年，何泽慧率先观察到国际上第一例四分裂径迹，这个成果让整个欧洲物理圈眼前一亮。 钱三强也没闲着，他的研究被法国科学院授奖，成为第一个拿到那项物理奖的中国人。 留在法国，他们可以继续拿荣誉、发论文、当教授。但他们心里有别的算盘。 1948年，两人带着年幼的女儿踏上了回国的船。 那年中国正处动荡边缘，但他们认准了一件事——科学要为国家服务，不能只拿来换荣誉。 刚回来的时候一切都要从头搭建，原子能研究在中国几乎是一片空地。 钱三强成了组织架构的第一人，他筹设备、定方向、建团队，像个工程队队长一样忙进忙出。 他的很多时间都不是在做实验，而是在帮别人能做成实验。何泽慧也一样，科研之外要带孩子、理家务，但她没抱怨，只说一句：“既然回来了，就得把这事干到底。” 到了五六十年代，他们已经是中国核研究所的核心人物。 苏联专家刚一撤走的时候，带走了不少技术资料，还留下句冷话：“没有我们，中国二十年造不出原子弹。”听到这话，钱三强没反驳，只是转头把全组人召集起来，说：“从现在起，我们靠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实验室的灯几乎从不熄灭。 他们研究中子源、设计裂变模型，没条件就改造现有设备，没数据就手算。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新闻一公布，全世界震惊，中国人扬眉吐气。 三天后，他们就被通知要“劳动锻炼”，地点是陕西农村。 农村的日子极其艰苦，钱三强年纪大了，风湿常犯，还是每天下地。 何泽慧也一样，干的多是清扫、挑水、修渠的活。 有一年冬天，她扫厕所时被人看见佝偻着腰，身子缩得像一只老鸽。 那人是钱三强，看了一眼，背过身去，不说话，眼睛通红。 后来风向转了，科学重新被需要，他们被允许回到北京。 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泽慧重返实验室。 他们没变，还是每天按点上班，按点吃饭。只不过头发白了，背更弯了。 1992年，钱三强参加一次学术纪念活动，为准备发言稿连夜修改，第二天讲话时情绪激动，几度哽咽。 当天夜里突发心脏病，一个月后病逝。那一年他79岁，整整给了国家50年。 葬礼那天，何泽慧穿了一件藏青布衣，独自站在灵堂一角。很多人想安慰她，她摆摆手，说：“不需要。”她回到老房子，一切照旧，只是再也没人跟她讨论实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