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27岁军官要给14岁妓女赎身，老鸨要3万赎金，他正要付钱，却被青楼女子拉住，她说，“你不必替我赎身，我自有办法脱身。要娶我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上海的夜晚，总是藏着无数故事。外滩的霓虹映照着租界的繁华，而陋巷深处，贫民窟的灯火却昏暗如豆。董竹君就出生在这样的地方，1900年的上海，父亲拉黄包车，母亲为人帮佣，日子虽苦，却也温馨。她六岁被送进私塾，先生夸她聪慧过人，可命运无常。

1912年，父亲病倒，家中债台高筑，13岁的她被卖入长三堂子做“清倌人”，只卖艺不卖身。青楼的朱漆大门一关，少女的泪水只能咽进肚里。她学会了琵琶，学会了察言观色，更学会了在屈辱中寻找生机。

在堂子里，董竹君遇到了夏之时。这位川军军官，27岁，留日归来，满腔革命热血。他常来听曲，带的不是金银首饰，而是《新青年》杂志，谈的不是风月，而是国事。董竹君被他的理想吸引，却也清醒：她不愿被“赎身”，不愿成为谁的附庸。

她对夏之时说：“要娶我，需答应三个条件。”平等的婚姻、求学的机会，以及一定的自主权。夏之时愣住了，这少女的眼神清澈而坚定，仿佛能穿透上海的夜雾。他点头应允，两人在日租界的小旅馆里完婚，董竹君穿着自缝的旗袍，摆脱了青楼的枷锁。

婚后，董竹君随夏之时赴日本，进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白天，她埋头书本，学习人文与科学；晚上，她在煤油灯下自学法文，梦想去巴黎深造。

1917年，她学成归国，却被夏之时召回四川，陷入封建大家庭的窒息氛围。夏家瞧不起她的出身，婆婆要求她晨昏定省，丈夫的信任也逐渐被猜疑取代。他甚至派人监视她，怕她“红杏出墙”。

董竹君咬紧牙关，操持家务，教导子侄读书，试图用勤劳赢得尊重。可夏之时在军阀混战中失势，沉迷鸦片，脾气愈发暴戾，甚至对她拳脚相向。曾经的革命青年，如今成了她心中的陌生人。

1929年，董竹君再也无法忍受。她带着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净身出户，回到上海。上海滩的繁华依旧，但她的处境却如履薄冰。没有依靠，她租下一间小店面，开办了“锦江川菜馆”。“锦江”二字，源于成都的锦江河，寄托着她对新生活的期盼。

她亲自下厨，改良川菜，吸引了无数食客。1935年，菜馆生意火爆，她又开办锦江茶室，逐渐崭露头角。连杜月笙这样的上海大佬，也得在她的饭店里排队等座。她用智慧与韧性，在乱世中站稳了脚跟。

抗战爆发，上海沦为孤岛。董竹君没有退缩，她将锦江饭店作为地下党据点，传递情报，资助革命。她还创办纱管厂，专门雇佣女性工人，鼓励她们自立自强。1940年，战火逼近，她被迫流亡菲律宾，饭店委托他人打理。抗战胜利后，她回国重整旗鼓，将锦江川菜馆与茶室合并，正式成立锦江饭店。

1949年上海解放，她响应国家号召，将价值15万美元的饭店无偿捐献给新中国，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国宾馆，接待了无数国内外贵宾。

董竹君的故事，是一场从青楼到国宾馆的逆袭。她用智慧逃离火坑，用坚韧对抗命运，用信念书写传奇。她的三个条件，不仅是婚姻的契约，更是对尊严与自由的坚守。在那个女性备受压迫的时代，她以行动证明：无论出身如何，只要不屈服，命运终将改写。

锦江饭店至今屹立，接待过400多位国家元首，它不仅是上海的地标，更是董竹君精神的象征。她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记录了这段跨越晚清、民国到新中国的传奇人生，激励着无数人追寻自由与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