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打下新疆最后一座城时，万没想到，城中还有五千多印度人，面对这些印度人左宗棠如何处置的？   1865年，正值清廷内忧外患之际，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趁虚而入，占据新疆南疆重镇，建立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其背后，英国的影子若隐若现。   为了遏制沙俄南下，英国扶持阿古柏政权，通过条约给予英属印度商人免税权、贸易便利，甚至默许其引入雇佣兵与情报人员。   于是，成千上万的印度商人、工匠、测绘员、士兵，陆续涌入这片原本属于清廷的土地。   他们的身份，有的模糊，有的刻意伪装，有的却早已参与了阿古柏政权的军事部署。当左宗棠攻入和阗之时，这些人被一并收入清军控制之下。   面对这样一个“非战斗部队”组成的庞大群体，左宗棠没有立刻下达处置命令。他深知杀一人容易，动一群则牵动千钧。   更何况，这背后牵涉的是英国的利益与面子。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外交风波，甚至引来英国自印度派兵干涉。   深思熟虑后，他选择了审慎而果断的方式。   左宗棠下令将所有印度人集中安置在和田城内，严令士兵不得擅自接触，更不得施以暴力。同时，派出精通多国语言的官员进行逐一甄别，核查他们的来历与身份。   身份调查持续了将近两周，最终将这些人分为四类：普通商人、雇佣兵、技术工匠和间谍。   对于商人，左宗棠并未一刀切地驱逐。他清楚，这些印度商人多年扎根新疆，与本地商贸结构早已融为一体。贸然遣返，既不现实，也会打击当地经济。   他便提出了两种选择：一是自愿遣返，清廷提供路费护送回印度；二是申请清朝商引，依法纳税，继续经营。   超过四千人选择回国，部分不愿离开的，则被分遣到甘肃、陕西等地，由地方官府监管，重新登记身份。清政府以此宣示边疆主权，同时也为未来的边贸管理打下基础。   对于雇佣兵，左宗棠态度则极为严厉。凡是查明参与过与清军作战的，无论国籍，皆以“助逆”论处。   一部分直接被判处极刑，其余未实际参战者，则驱逐出境，并由专人押送至边境。   而那些技术工匠，尤其是曾协助阿古柏制造枪械者，左宗棠则另眼相看。   他命人将其中的一百二十八名工匠押送兰州制造局，要求他们将所掌握的英式武器工艺完整交出，尤其是当时阿古柏军队中使用的马蒂尼-亨利步枪的制造技术。   左宗棠希望借此提升清军自制武器的能力，摆脱对洋货的依赖。   至于那三十七名被确认为英国间谍的人员，左宗棠并没有贸然处置，而是将他们集中关押，并将他们携带的地图、密函、通讯工具一并封存，连同详细报告呈送朝廷。   随后，他主动联系驻喀什英国领事，通知其派人接人，并附上阿古柏与英方来往的证据，借此迫使英方低头，避免争端升级。   英国方面在收到消息后，虽心有不满，但面对清廷掌握的确凿证据，也只能低调地接人回国，不再声张。   此后，为防止此类事件重演，左宗棠在喀什特设“夷商会馆”，所有外籍商人必须登记身份、申报货物，活动范围也被限定在集市与商贸通道之间。   边疆的贸易秩序，在他的规划下逐步回归清晰与可控。   而在和田的硝烟散尽之后，阿古柏于此前一年已死，其子将其厚葬喀什。当清军赶到，百姓自发揭发其“引英祸疆”之罪，请求掘墓焚尸。   左宗棠事后上奏朝廷，称“帕夏大冢，即予平毁”，以示不容外夷干政之决心。   十年收复新疆的战事至此全面结束，但左宗棠并未就此停下脚步。   他提议设立新疆省，彻底将这片边疆纳入中央行政体系；推广屯田制，鼓励维汉百姓共耕共食；设立双语学堂，推动文化融合。   甚至在税制上，他也细致入微，降低茶叶税、规范契约文本，力图在尊重民族习俗的基础上推进现代治理。   而那批留在中国的印度人，部分后来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   据史料记载，抗战时期的中国远征军中，就有印度裔翻译参与滇缅战线的作战支援；还有一些后代，传承了来自印度的传统染织工艺，与中国本地技艺融合，形成独特的技法流派。   左宗棠从未想过，这场平定西陲的战争，会在和田城中遇见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五千多印度人，不只是俘虏数据，更是当时中外势力交错的缩影。   他没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是以“分类管控、以商制夷、刚柔并济”的手段，化危为机，稳住了清廷在西部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