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张之洞审问光绪：“听说你要见我，有事就说。”光绪走向前回道：“朕私下和你说。”张之洞斥道：“不说就办你砍头之罪！” 这话像块冰砖砸在地上，碎得满室生寒。光绪往后缩了半步，龙袍的下摆蹭过青砖，发出细碎的声响。他袖口露出的手腕细得像根芦苇，那是被软禁在瀛台三年熬出的模样——曾经在朝堂上挥着《定国是诏》说“变法图强”的少年天子，如今连说话都要盯着对方的脸色。 张之洞手里的茶盏在案上磕出轻响。他当然知道光绪想说什么。去年冬天，有人在颐和园的墙角发现光绪写给康有为的密信，字里行间全是“救朕”的哭求，这事闹到慈禧跟前，老太太把密信摔在他面前：“你说，这皇帝还能要么？”

当时他只跪下说“陛下年幼，一时糊涂”，心里却明镜似的——光绪哪是糊涂，是被圈得快疯了，连带着想把摇摇欲坠的大清，从“祖宗之法”的泥沼里拽出来。 “老臣在湖广办铁厂时，见过最犟的铁匠，”张之洞忽然开口，声音比刚才缓了些，“明明铁水没烧透，偏要往模具里倒，结果砸出来的锄头全是裂的。陛下觉得，这铁匠是该骂，还是该教？”光绪的手指绞着龙袍上的盘扣，半晌才憋出一句：“自然是教……可谁肯教朕？” 窗外的老槐树落了片叶子，正落在光绪脚边。他忽然抬头，眼里闪着光：“张大人，你办洋务、练新军，都是为了强国。朕知道变法操之过急，可那些守旧大臣，连修铁路都怕坏了龙脉，再这样下去，不用洋人打，咱们自己就烂透了！”说到激动处，他猛地咳嗽起来，喉间发出破风箱似的声响。 张之洞看着他通红的眼眶，忽然想起二十年前。那时光绪刚登基，跟着翁同龢读《资治通鉴》，读到“唐太宗纳谏”时，非要拉着他讨论“如何让大臣敢说真话”。那时候的少年皇帝，眼睛亮得像刚打磨的珠子，哪像现在，连提“变法”两个字都要偷偷摸摸。 “砍头之罪是吓你的，”张之洞终于松了口，从袖中抽出个锦盒，“这是老臣托人从上海带的《时务报》，上面有梁启超写的《变法通议》，陛下先看着。”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但有一条，别让颐和园的人知道。老臣在湖北的兵工厂，最近新造了些枪支，过几日让送军火的兵丁，给瀛台的侍卫‘换’几杆——他们用着顺手了，或许能对陛下松快些。” 光绪的手抖得厉害，差点没接住锦盒。他想行礼，又想起自己还是皇帝，手举到半空又落下来，最后只盯着张之洞的眼睛：“张大人，你信朕吗？信大清能好起来吗？”张之洞没直接回答，只指了指窗外：“老臣在武昌见过长江，涨水时能淹了码头，可退潮后，船照样能走。水是活的，世道也是活的，只要有人肯撑船，就翻不了。” 离开瀛台时，张之洞的官靴沾了满脚泥。苏松太道的电报刚送到他手里，说洋人又在上海租界强划地界，他边走边想，得赶紧把湖北的新军再练强些——皇帝是想撑船的，可光有掌舵的不行，还得有能划桨的人，有能挡浪的船板。 后来有人说，张之洞那次见光绪，是拿朝廷的钱给皇帝“私递消息”，是大不敬。他听了只笑笑。他办了一辈子洋务，太清楚“敬”不是对着龙椅磕头，是真把这江山当回事。就像他在《劝学篇》里写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要守着老规矩不变，是得知道哪些能变、哪些得守——皇帝的权柄得守，强国的法子得变；祖宗的基业得护，外面的新东西得学。 光绪后来没等到真正“松快”的日子，但他藏在枕头下的《时务报》，被伺候的小太监偷偷传了出去。有个在瀛台当差的侍卫，照着报上的话跟人说“机器能织布，为啥非要用手纺”，这话慢慢传到江南，竟真有人学着办起了织布厂。 这世上的变法，从来不是一道圣旨就能成的。得有人敢在冰面上踩出第一步，有人在后面悄悄垫上石头，有人把摔碎的念想捡起来，再传给下一个人。张之洞或许没说过多少“忠君”的漂亮话，但他给光绪的那盒报纸，给新军添的那几杆枪，早把“强国”两个字，刻进了大清最后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