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北洋军阀的创立者，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虽然他一生的决策和行为引发了不少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清朝末年那样动荡的时局中脱颖而出，凭借卓越的能力和智慧获得了显赫的地位。人们常说“英雄爱美人”，作为一位风云人物，袁世凯也未能免俗，他风流成性，妻妾成群，情史复杂。

袁世凯的一生有一位正妻于氏，九位妾室。他总共育有十七个儿子和十五个女儿。虽然正妻于氏在众多妾室中并未得到过多宠爱，甚至在生活中常常处于冷落的境地，但她依旧维持着作为妻子的名分。袁世凯的妾中，有些出身青楼，甚至有一位外国女子，三姨太更是朝鲜王妃闵妃的表妹。可见，袁世凯在感情上，确实并不拘泥于传统。

尽管如此，袁世凯始终没有剥夺于氏作为正妻的地位，他在外界的眼中，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对她有着一定的尊重。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1915年，袁世凯决定恢复帝制，试图自立为帝，他指定于氏为“皇后”。这似乎是对她某种程度的补偿，却又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于氏，袁世凯的正妻，来自河南沈丘，出身富贵人家。她的父亲于鏊是当地的土豪，家境富庶，名声显赫。作为一名千金小姐，于氏虽然文化水平不高，识字不多，却熟知封建礼教，且品行端正，待人诚实善良。年轻时的袁世凯，虽然身世并不显赫，但凭借着努力和机遇，在十七岁时，尽管科举考试未能中举，但他的母亲和养父却没有放弃，迅速为他安排了相亲。于氏就是在这样的安排下，与袁世凯结为夫妻。对于袁世凯来说，娶到这位名门闺秀，既是门第上的对等，又是一个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好机会。

婚后的袁世凯和于氏最初过得较为幸福，彼此和睦，生活充满甜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袁世凯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他刚刚迎来长子袁克定的出生后不久，由于一次小小的争执，袁世凯对妻子的冷落渐渐加剧。具体来说，这场争执发生在一个普通的晚上。夫妻二人回到房间，按照惯例，于氏为丈夫准备了洗漱的水。正当她在床上开始脱衣准备就寝时，袁世凯抬头看到她解下的红色绣花腰带，突然联想到了妓女这一形象，于是开口调侃：“你这打扮，活像个马班子。”这里的“马班子”是袁世凯家乡的方言，指的是妓女。如果于氏性格开朗、活泼，她可能会巧妙地回应，调侃丈夫几句，事情就会过去。然而，于氏性格内敛，话不多，且非常注重名节，她认为这番话带有侮辱意味，心中不悦，便冷冷地回敬道：“我不是马班子，我有姥姥家。”她此话意指自己是正妻，而不是无名的妾室。

然而，这番话让袁世凯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因为他从中感受到了一种隐含的讽刺。作为一位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男子，袁世凯非常在意自己的母亲是偏房的出身，不能容忍别人拿这一点开玩笑。当妻子无意中揭示了他内心的敏感点，袁世凯愤怒至极，立即摔开房门，愤然离开。从此，袁世凯决定与于氏不再同房，这段婚姻也因此产生了裂痕。

尽管袁世凯后来迎娶了多个妾室，并在外面风流成性，但他从未正式休弃过于氏，依旧让她保持着正妻的地位。甚至在袁世凯称帝后，于氏被冠上“皇后”之名，尽管她对这一身份显得格外陌生和不适应。一次，袁世凯安排她穿上凤袍，出席与朝臣的正式场合。在众人面前，面对臣子们的朝贺，作为“皇后”的于氏竟然显得局促不安，完全没有皇后该有的风范。她甚至在别人向她行礼时连忙说：“皇帝也不敢当，不必行礼！”这几句话无意间让袁世凯深感尴尬，尤其是在他满怀雄心壮志，试图恢复帝制的时刻。

袁世凯的帝制梦并未持久，因地方压力过大，1916年3月他最终放弃了称帝的计划，仅在位83天。然而，这段短暂的“皇帝”生涯，亦深刻体现了于氏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尴尬角色。由于其不善交际，习惯长期闭门不出，导致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中常常无法依赖妻子，于氏未能成为如西方国家总统夫人的那种象征性人物，导致了所谓的“夫人哑巴外交”。

尽管于氏性格内敛、不擅社交，但袁世凯始终对她保持着表面的礼遇。每当他在家中拜访于氏时，他总是尽量保持着一丝尊重和礼节，但这种交流多停留在寒暄的层面，少有真正的感情交流。这也显示了两人婚姻关系的疏离，袁世凯虽然未曾废除她的正妻地位，但感情却早已冷淡。

1916年6月，袁世凯因病去世。于氏在丈夫的葬礼上终于释放了多年来的积压情绪，痛痛快快地哭泣，大声指责袁世凯生前对她的冷落和对妾室的宠爱。她悲痛交加，甚至在哀悼中提到：“你一辈子对不起我，养了那么多姨太太，死了还把这些事丢给我，叫我怎么活？”这段痛苦的哭诉，既是对丈夫深沉不满的宣泄，也揭示了她多年来心中的不甘。

然而，在这一场悲恸中，于氏的儿子们并未表现出足够的关心和体贴，反而是袁克定站了出来，开始安抚母亲，协调家中的矛盾。两年后，于氏去世，享年62岁。她的死标志着袁家的彻底分裂，袁家那庞大的家族财产被分割，最后只留下了妻妾与孩子们，他们继续各自的生活，袁家最终也如同倒塌的树木，四散而去。

虽然袁世凯曾风光一时，但他晚年的孤独和家族的衰败，也深刻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复杂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