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四十七分，我睁开眼，月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天花板上切出一道刺眼的亮痕。

我盯着那道亮痕看了三分钟，才敢相信——三个月前车祸带来的黑暗，毫无征兆地结束了。

窗台上绿萝的脉络、床头柜电子钟的红色数字，都清晰得让我想哭。

第一个念头就是叫醒隔壁陪护床上的妹妹苏雨，告诉她这个奇迹。

可“苏”字还没出口，我就察觉到右手掌心攥着东西，皱巴巴的，带着潮湿感。

摊开手，是张揉成团的医院纸巾，借着月光，蓝色圆珠笔写的字刺痛了我的眼：

“千万别告诉他们你能看得见。”

“他们”两个字被用力划了两道杠，笔画歪歪扭扭，透着极度的慌张。

我的呼吸瞬间停滞......

01

凌晨两点四十七分，我睁开了眼睛。

窗帘缝隙透进来的月光白得刺眼，在天花板上切出一道清晰的亮痕，我盯着那道痕迹看了整整三分钟，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能看见了。

三个月前那场车祸带来的黑暗，就这样毫无征兆地结束了。

我慢慢转动僵硬的脖子，视线掠过床头柜上电子钟的红色数字，掠过墙上贴着的康复计划表，掠过窗台上那盆妹妹三天前刚买的绿萝——每一片叶子的脉络都清晰得让我想哭。

手指在被子里悄悄蜷缩又松开，反复确认这不是梦。

主治医生上周末查房时说的话还在耳边回响：“苏晴这种情况，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康复概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五，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那时妹妹苏雨握着我手的那只手，掌心全是冰凉的汗。

现在我却能看见月光在墙壁上移动的轨迹。

心脏在胸腔里狂跳，第一个念头就是叫醒睡在陪护床上的苏雨，告诉她这个奇迹，告诉这三个月来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瘦了整整十五斤的妹妹，姐姐能看见了，你不用再半夜起来扶我去卫生间，不用再一勺一勺喂我吃饭，不用再辞掉工作全天守在医院了。

我撑起半边身子，喉咙里“苏”字的音还没发出来，突然察觉到右手掌心攥着什么东西。

皱巴巴的，带着一点潮湿的触感。

我摊开手掌。

那是一张揉成团的纸巾，医院病房里最普通的那种白色卷纸，被人撕下了一角。

借着月光，我看见了上面那行字。

蓝色的圆珠笔迹，歪歪扭扭，像是一个极度疲惫或者极度慌张的人写的，笔画在纸巾的纹理上断断续续，却依然能辨认清楚：

“千万别告诉他们你能看得见。”

“他们”两个字下面，被用力划了两道杠。

我的呼吸停住了。

病房里安静得能听见走廊尽头护士站隐约传来的键盘敲击声，能听见窗外凌晨城市最低沉的嗡鸣，能听见自己血液冲上太阳穴的鼓动。

这张纸什么时候在我手里的？

睡前妹妹扶我躺下时，她帮我掖好被角，我两只手都放在被子外面，掌心是空的。

最后一次去卫生间是晚上十点，护士来量过一次体温是十一点半，然后我就睡着了——至少在失去意识前，我手里绝对没有东西。

我捏着那张纸巾，指节发白。

月光移到了苏雨的脸上。

她侧躺在窄小的陪护床上，蜷缩着身体，眉头即使在睡梦中也是微微皱着的，长发散在枕头上，露出小半张苍白憔悴的脸。这三个月她老了很多，明明才二十六岁，眼角却已经有了细纹，黑眼圈浓得像是永远也褪不掉。

我看着她，又低头看看纸巾上的字。

别告诉“他们”。

“他们”是谁？

苏雨？医生？护士？还是……

我慢慢躺回枕头上，把纸巾攥紧在手心，眼睛盯着天花板那道裂缝，直到月光从墙壁移到地板，又从地板移到门边。

凌晨四点十七分，苏雨的闹钟响了。

她几乎是瞬间就从床上弹了起来，闭着眼睛按掉闹钟，坐在床边缓了三四秒，才揉着眼睛看向我的病床。

我立刻闭上眼，维持着平稳的呼吸。

拖鞋摩擦地板的声音靠近，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嗓音响起：“姐？醒了吗？该吃药了。”

我没有回应，继续装睡。

“姐？”她的手轻轻碰了碰我的肩膀，“醒醒，吃完药再睡。”

我这才装作刚醒的样子，茫然地“望”向声音的方向，伸出手在空中摸索——这动作我已经做了三个月，熟练到肌肉记忆。

苏雨握住我的手，扶我坐起来，在我背后垫了两个枕头。

“小心点，别撞到床头。”她的声音很轻，动作熟练地把药片倒进我手心，又把温水递到我唇边，“来，先喝口水。”

我闭着眼把药吞下去，温水滑过喉咙时，我感觉到她的视线一直停留在我脸上。

“今天感觉怎么样？”她问，抽了张纸巾擦了擦我嘴角的水渍。

“还是老样子。”我说，声音里带着恰到好处的疲惫，“什么都看不见。”

她沉默了两秒，然后轻轻“嗯”了一声。

“一会儿李医生来查房，说是要调整一下药量。”她整理着床头柜上的东西，药瓶碰撞发出轻微的响声，“妈早上打电话，说下午炖了汤让爸送过来。”

“让他们别折腾了。”我说，“爸来回跑一趟得两个多小时。”

“我说了，没用。”苏雨的声音里透出无奈，“你也知道妈那个人。”

02

我确实知道。

母亲是那种典型的中国式家长，爱得沉重又笨拙，这三个月她每次来医院，都要红着眼眶摸我的脸，一遍遍说“我女儿命怎么这么苦”。父亲则总是沉默地坐在角落，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被护士赶出去三次还是改不掉。

可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张纸巾。

千万别告诉他们你能看得见。

这个“他们”，包括我的父母吗？

李医生是早上八点半来查房的，带着两个实习医生和一堆仪器。

“苏晴，今天感觉怎么样？”他用小电筒照我的眼睛——当然，我闭着眼。

“没什么变化。”我说。

冰凉的仪器贴在我的眼皮上，周围安静了几秒，我听见李医生对实习医生说：“你们看，瞳孔对光反射还是很微弱，这种情况……”

后面的话变成了专业的医学术语。

检查持续了大概二十分钟，李医生最后对苏雨说：“药先按新方案吃一周看看，下周再做一次磁共振。”顿了顿，又补充道，“心理疏导那边我还是建议你们去一趟，病人和家属都需要调整心态。”

苏雨连连点头，送医生们出病房。

我趁这个机会，迅速把一直攥在手心的纸巾塞到了枕头底下。

纸质摩擦的细微声响让我心跳加速。

“姐，我去楼下买早饭。”苏雨折返回来，拿起钱包，“你想喝粥还是吃面？”

“粥吧。”我说，“皮蛋瘦肉粥。”

“好，等我十分钟。”

病房门轻轻关上。

我立刻睁开眼睛，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纸巾，再次展开。

晨光比月光明亮得多，纸上的字迹更加清晰——笔画很用力，有些地方甚至戳破了纸巾，写字的人情绪应该很激动。

我又把纸巾凑到鼻子前闻了闻。

除了医院消毒水的味道，还有一种很淡的、像是廉价圆珠笔油墨的气味，没有香水味，没有护手霜味，没有任何能让我联想到某个特定人物的气息。

这到底是谁写的？

为什么塞进我手里？

我掀开被子，赤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走到窗边。

三楼的视野不算开阔，但能看见医院前的小广场，看见早起的人们匆匆走过的身影，看见远处街道上开始拥堵的车流。

世界如此真实，真实得让我想哭。

可我必须装作还在黑暗里。

苏雨十分钟后准时回来，拎着粥和包子。

“楼下人真多。”她喘着气说，“排队等了半天。”

吃饭时，我继续表演“失明”，勺子几次“不小心”撞到碗沿，米粒“不小心”洒在病号服上——这些细节在过去三个月里发生过无数次，苏雨已经习惯成自然地拿纸巾帮我擦干净。

“对了姐，”她突然说，“你记得赵阿姨吗？住我们家隔壁楼的那个。”

“记得。”我说，“怎么了？”

“她女儿昨天生了，是个男孩，七斤二两。”苏雨的声音里带着刻意的轻松，“妈说赵阿姨高兴得在楼道里发喜糖，见人就发。”

“那是好事。”我说。

沉默又蔓延开来。

我能感觉到苏雨有话想说，但她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起身收拾碗筷。

“我去洗一下，你躺会儿。”

她端着餐盒走出病房，我听见她和走廊里的护士打招呼，声音里带着那种习惯性的、疲惫的礼貌。

等她回来时，我装作不经意地问：“小雨，我这几个月……是不是拖累你了？”

她正在挂毛巾的手顿住了。

“瞎说什么呢。”她的背影看起来比三个月前单薄了很多，“你是我姐。”

“工作怎么办？你请了这么久的假……”

“公司那边说好了，职位给我留着。”她转过身，脸上挤出笑容，“而且王经理人挺好的，还让同事来医院看过你，记得吗？”

我记得。

上周确实有两个苏雨的同事来过，带了果篮和鲜花，说了些“早日康复”的客套话，坐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走了。

她们看我的眼神里，有同情，有惋惜，还有一种隐约的、让我不舒服的庆幸——庆幸躺在病床上的不是自己。

“姐，”苏雨在床边坐下，握住我的手，“你别想这些，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身体养好，眼睛……眼睛会好的。”

她的手很凉，掌心有薄薄的茧。

我反握住她的手，点了点头。

心里想的却是：你真的希望我好吗？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瞬间，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苏雨是我亲妹妹，比我小四岁，从小跟在我屁股后面长大的妹妹。我考上大学那年，她哭着抱着我不让我走；我第一份工作发工资，给她买了最新款的手机；她失恋那次，是我陪她在KTV吼了一整夜。

这三个月，她辞了工作，搬来医院，事无巨细地照顾我，没有一句怨言。

我怎么能怀疑她？

可那张纸巾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03

接下来两天，我继续扮演一个盲人。

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吃药，八点做康复训练，十点护士来输液，下午三点心理医生会来聊半小时——虽然我每次都只是敷衍。

我闭着眼睛，用其他感官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我记住了护士小刘走路时左脚鞋跟有轻微的摩擦声；记住了清洁工阿姨每天上午九点十五分准时来打扫；记住了隔壁病房那个骨折的老爷爷下午两点会准时打开收音机听评书。

我也记住了苏雨的一些小动作。

她焦虑时会不自觉地咬左手大拇指的指甲；她接电话时如果走到走廊尽头，声音会压得很低；她每天晚上会写点什么，在一个深蓝色的笔记本上，写得很慢，写完后会发很久的呆。

那个笔记本就放在她陪护床的枕头下面。

第三天下午，机会来了。

苏雨接到母亲电话，说炖的汤已经到楼下了，让她下去拿。

“我马上回来。”她匆匆拿起手机，“你别乱动，有什么事按呼叫铃。”

“知道了。”

病房门关上。

我数到三十，确认走廊里的脚步声已经远去，然后迅速起身，赤脚走到陪护床边，从枕头底下抽出了那个深蓝色笔记本。

硬壳封面，边缘已经磨损，像是用了很久。

我深吸一口气，翻开了第一页。

“7月12日，晴。姐姐车祸第三天，医生说醒过来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三十。我在ICU外面坐了一夜，妈哭晕了两次。爸一直抽烟，被护士骂了也不停。我不敢想如果姐姐醒不过来怎么办。”

字迹是苏雨的，工整，清秀，和纸巾上那种歪歪扭扭的笔画完全不同。

我快速往后翻。

“7月20日，雨。姐姐醒了，但是看不见了。她问我天是不是黑了，为什么不开灯。我握着她的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医生说视神经损伤，可能永远都好不了。永远。”

“8月5日，多云。康复治疗第二周，姐姐很配合，但我知道她晚上偷偷哭。我不敢安慰她，怕一说出来她更难受。妈今天又和医生吵架了，说他们不尽力。爸把她拉走了。”

“8月22日，晴。医药费已经花了十八万七，存款快见底了。王经理今天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回去上班。我说再等等。其实我知道，公司那边不可能无限期等下去。”

我一页一页翻着，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

日记里写满了焦虑、疲惫、无助，写满了对未来的恐惧，写满了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的双重折磨。

翻到最近几页时，我的手指开始发抖。

“9月15日，阴。李医生说康复希望不到百分之五。姐今天问我，她是不是会瞎一辈子。我说不会，一定会好的。我不知道我还能骗她多久。”

“9月18日，小雨。妈又去庙里求签了，说抽到下下签。爸和她吵了一架，说她迷信。可是除了求神拜佛，我们还能做什么？”

最后一页的日期是昨天。

“9月20日，夜。姐半夜突然说梦话，喊了一声‘我能看见了’。我吓得从床上跳起来，但她还在睡。是梦吗？如果……如果真的有一天她能看见了，我该怎么面对她？那件事……她永远都不能知道。”

字迹在这里有些潦草，最后几句话的笔画甚至有些颤抖。

我的呼吸停住了。

那件事？

什么事？

为什么我永远都不能知道？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苏雨很早就睡了，呼吸平稳，但我能感觉到，她也没有真正睡着。

凌晨一点，我听见她轻轻起身，走到我床边，站了很久。

我闭着眼，全身的肌肉都紧绷着。

她的手轻轻碰了碰我的额头，像是在试探体温，然后又收了回去。

脚步声远去，病房门被轻轻打开又关上。

她出去了。

我立刻睁开眼睛，坐起来。

这么晚了，她去哪？

我掀开被子，赤脚走到门边，拉开一条缝。

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尽头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亮着。

我犹豫了几秒，还是推门走了出去。

走廊很长，两边是紧闭的病房门，偶尔能听见里面传来咳嗽声或呻吟声。护士站亮着灯，但没有人，可能去查房了。

我贴着墙，慢慢往前走。

走到楼梯间门口时，我听见了压低的声音。

是苏雨。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对方说了什么，我听不清。

“我知道，我知道当初是我同意的，可是……可是她现在这样，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苏雨哽咽着，“妈今天又提了，爸让她闭嘴，可这事能瞒多久？”

我的手脚冰凉。

“钱……钱还能撑一个月，然后呢？卖房子？爸不会同意的。”她深吸一口气，“……好，我知道了，明天……明天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