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倪玉

2026年1月14日《人民日报》第20版头条刊载的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先生的《百岁人生只做一件事》一文，百岁老人回顾了自己治学与人生历程。如沐春风，亦如闻钟鼓。如饥似渴的一口气读完，文中字字皆透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句句都藏着“下苦功，成大器”的真谛。掩卷沉思，方先生百岁高龄仍笔耕不辍、求知不怠的身影，在字里行间愈发清晰，也让“下功夫才能出成果”的道理，有了最生动的注脚。

方先生的人生，是与新闻史研究深度绑定的一生。他言：“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研究新闻史、教新闻史。” 这“一件事”的背后，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深耕细作。为撰写一篇3000 字的太平天国新闻史文章，他沉潜四月，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爬罗剔抉；在上海新闻图书馆的三年时光里，他啃下跨度78年的2.7万余份《申报》，摘录2万多张资料卡片，字字句句皆凝心血；为备好一门《中国新闻史》课程，他披阅典籍不下2000 本，寒来暑往奔走于京沪两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寻访老报人，探寻历史的蛛丝马迹。几十万张积累一生的资料卡片，是他治学路上的铺路石；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是他深耕领域的成绩单。这般“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坚守，正是成就学术高峰的基石。

这份“下功夫”，是甘坐冷板凳的定力。古人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新闻史研究是一门需要沉心静气的学问，它不像热点新闻那般引人注目，却需要研究者在故纸堆里“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方先生提出新闻史研究要“打深井”，反对浮光掠影的泛泛而谈，主张聚焦特定领域纵向挖掘。为证实《进奏院状》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报纸，他托人从英国图书馆拍录珍贵文献，对60 行文字逐字逐句考订，于细微处辨真伪，于毫厘间定是非，最终解决了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学术争议。这种“考据如老吏断狱”的严谨，恰是治学应有的态度。正如王安石所言：“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学问之道，容不得半点投机取巧，每一个结论的得出，都必须有扎实的史料支撑。就像盖房子，没有一砖一瓦的累积，再宏伟的蓝图也只是空中楼阁。

这份“下功夫”，是与时俱进的追求。“学不可以已”，活到老，学到老，是刻在方先生骨子里的信念。古稀之年，他从零开始学习电脑，不惮于向晚辈请教；步入耄耋，他玩转微信、开通微博，紧跟时代步伐，真正做到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他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每日研读时政新闻与文史哲书籍，未曾有过片刻懈怠。在他看来，新闻学科与政治紧密相连，“一举足则不能无方向，一著论则不能无宗旨”，不学习就会迷失方向；而广阔的知识面，是治学的根基。他推崇梁启超博览群书的治学态度，赞赏梅兰芳博采众长的艺术追求，更强调要处理好“博”与“约” 的关系， 既要如陶渊明般“好读书，不求甚解”，广泛涉猎；又要如郑板桥所言“删繁就简三秋树”，专注深耕。这种终身学习的精神，让他在百岁高龄依然能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他的学术研究始终葆有鲜活的生命力。

这份“下功夫”，是薪火相传的担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方先生不仅是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更是立德树人的“老园丁”。从教70 载，他培养了52名博士、6名硕士，为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倾注了心血，真正践行了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奉献精神。他发起创立中国新闻史学会，推动学科建设；他撰写文章呼吁重视新闻传播教育，助力北大、清华等高校成立新闻学院。他常说，做学问要有所师承，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起步；要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更要有不唯上、不唯书的胆识。他用自己的言传身教，为后辈学人树立了榜样，也让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百花园愈发繁花似锦。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追求速成的时代，“捷径”思维甚嚣尘上，“慢工细活”反倒成了稀缺品。而方先生的治学精神如同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为山九仞，岂一日之功。” 《百岁人生只做一件事》，方汉奇先生的人生选择，诠释了“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专注力量，更印证了“下功夫才能出成果”的永恒真理。 世间万事，唯有脚踏实地、潜心耕耘，方能收获沉甸甸的果实。无论是治学、从教，还是从事任何行业，只要我们能像方先生那样，择一事、终一生，肯下苦功、善下真功，就一定能在自己的领域里绽放光彩，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 本文作者简介：倪玉，大连星海会展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大连会议展览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自主择业教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大连市作家协会会员。曾用名：王玉，笔名：海无边、宁浦。军旅20载，3次荣立军功。曾任10余家报刊记者、特约记者、特约撰稿人，著书及参编教材32部，发表作品1000余篇，获征文奖近100项。从事会展业20多年，撰写策划案、材料及推文超1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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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