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浩）近年来，南京市聚焦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突出机制融合、力量整合和攻坚联合，集聚多方资源为一线赋能，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中国组织人事报》）

在基层治理领域，“小马拉大车”曾是长期存在的痛点——街道办事处作为基层行政单元，既要落实上级政策，又要直接面对群众需求；既要统筹民生保障、城市管理、产业服务等数十项职能，又要应对老龄化、流动人口管理等复杂问题，权责不对等、资源分散、协同不足，让基层干部陷入“既要当裁判又要当运动员”的困境，近年来，南京市以“机制融合、力量整合、攻坚联合”为抓手，推动基层治理从“单兵作战”转向“系统攻坚”，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南京样本”。

“小马拉大车”的本质，是基层政府的“权轻责重”与“力不从心”，从权责看，街道承担着党建、经济、社会、生态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具体事务，但法定职权却仅覆盖部分领域，大量“属地管理”事项实际由街道“兜底”，某区街道干部坦言：“上级部门下压的任务占我们年度工作量的60%，但对应的编制、经费、权限只占30%。”

从资源看，基层财政依赖上级转移支付，人员编制有限，且长期面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困境——一个社区要对接民政、卫健、教育、城管等10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都可能下达考核指标，导致基层疲于应付。某街道统计显示，仅2023年，用于应对各类检查、报表、评比的“非必要工作”就占了干部工作时间的45%。

更关键的是协同机制的缺失。传统治理模式中，部门间“条块分割”现象普遍，街道在跨领域问题（如老旧小区改造中的物业矛盾、违建整治中的执法冲突）中往往“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某街道在处理一起“楼道堆物引发邻里纠纷”时，因涉及城管（违建认定）、民政（社区调解）、公安（治安处理）等多部门，最终陷入“多头推诿、久拖未决”的局面。

南京的探索，核心在于重构基层治理的“系统架构”，通过机制融合打破部门壁垒，通过力量整合激活多元主体，通过攻坚联合集中资源，让基层从“单打独斗”转向“协同作战”。

南京率先推行“基层治理委员会”制度，在区、街道、社区三级设立“治理委员会”，由党委牵头，整合组织、民政、公安、城管、卫健等部门的负责人担任委员，形成“决策—协调—落实”的闭环。例如，秦淮区在2022年试点“城市更新治理委员会”，将老旧小区改造中的规划、住建、城管、街道、社区代表全部纳入，每月召开联席会议，统筹解决“管线迁移难”“停车位不足”“公共空间分配”等问题。这种机制下，部门间从“被动配合”变为“主动认领”——某街道在推进“背街小巷整治”时，城管部门主动承担“违建拆除”任务，卫健部门同步跟进“卫生环境整治”，原本需要3个月的工程，最终缩短至1个半月。

南京注重激活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网络。一方面，推动“红色物业”全覆盖，将社区党组织嵌入物业服务企业，由党员牵头组建“楼栋管家”队伍，直接对接居民需求。另一方面，培育“社区能人”队伍，吸纳退休教师、企业家、志愿者等担任“治理合伙人”。

针对基层“一事一议”的碎片化问题，南京创新“重点项目攻坚组”模式，对跨领域、高难度的问题实行“集中力量、专项突破”。例如，针对“城市更新中的历史建筑保护与居民安置矛盾”，鼓楼区成立由规划专家、历史学者、居民代表组成的“攻坚组”，通过“现场办公会+模拟方案投票”等方式，最终形成“原址保护+异地安置+产业反哺”的解决方案，既保留了老城区的文化脉络，又解决了120户居民的安置问题。

南京的实践表明，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不是“技术升级”，而是“系统重构”；不是“政府独唱”，而是“多元共治”，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机制融合打破行政壁垒，让治理资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通过力量整合激活社会活力，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通过攻坚联合集中优势，让难题从“无限放大”变为“精准解决”。

这种治理范式的意义，更在于回归了基层治理的本质——以人民为中心。当社区不再被“报表”淹没，当干部从“应付检查”转向“解决实际问题”，当居民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基层治理就真正找到了“接地气”的密码。

南京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让治理机制更灵活、参与力量更多元、攻坚合力更强劲，才能让基层真正“强起来”“活起来”，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筑牢根基。（作者单位：江油市彰明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