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至今找不到夏都，根本原因是没有找对地方。《史记》中描写的非常明确，夏都在河洛地区，而不是在中原，今天的一些人偏偏要在一个没有任何夏元素的地方造一个夏都，所得到的结果注定是错误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队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挖出个宝贝，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那是一件用两千多片小绿松石镶嵌拼接成的龙形器，趴在一个墓主人的骨架上。那龙的形态，那股子精气神，一看就不是寻常部落能有的手笔。 这东西一出来，很多人就激动了：这不就是“华夏龙图腾”的源头吗？这地方，肯定就是夏都！你看这宫殿的规模，青铜器的作坊，还有这“超级国宝”，妥妥的王朝气象。于是，“二里头就是夏代中晚期都城”这个说法，就慢慢成了主流，最近几年，官方的调子也基本定了，甚至都开始准备申遗了。 听起来是不是挺有道理？地理位置也对得上。《史记》里说夏桀“居于斟鄁”，就在伊河、洛河之间，二里头正好就在这片区域。碳十四测年也八九不离十，卡在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正好是夏朝的尾巴。 但是，朋友，你静下心来想一想，这里面有个绕不开的疙瘩：证据链始终缺了最关键的一环——自证其名。商朝的殷墟，挖出了成吨的甲骨文，清清楚楚写着“商”；周朝的青铜器，铭文里“周王”随处可见。唯独这个被寄予厚望的二里头，就是这么“沉默是金”。 这就让很多人心里犯嘀咕。咱们今天的一些学者，是不是太急于给夏朝安个家了？拿着现代“王朝都城”的标准，去套一个四千年前的古人遗址？ 咱们回到源头，看看老祖宗司马迁是怎么说的。他在《史记·夏本纪》里，描写的夏朝活动中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地理指向——河洛地区。 “河洛”是哪儿？就是黄河跟洛河交汇的那一片。大禹治水，他的功绩和权威，首先就建立在对这两条母亲河的疏导和掌控上。你看《尚书·禹贡》里，九州的划分，物产的记录，都围绕着山川河流展开。夏朝的权力核心，它的“基因”，是治水，是地理，是与自然的博弈。 它的都城，或者说政治中心，必然是离这个核心最近的地方。阳城，也就是今天河南登封的王城岗遗址，考古发现那里有小城堡，有奠基的祭祀坑。很多人认为那是禹的都邑。还有禹州，传说中启“家天下”的开端“甘之战”就发生在那附近。这些地方，都死死地钉在河洛地区的版图上。 而我们今天，常常把“中原”和“河洛”混为一谈。中原是个大概念，河南、山西、陕西的一部分都算。但“河洛”的指向要精确得多。夏人的活动，带有强烈的“河流文明”印记。 他们逐水而居，因水而兴，也可能因水而亡。《国语》里就提到，夏朝灭亡的时候，“伊、洛竭而夏亡”。你看，又是伊河、洛河。 所以，我们的思路或许应该变一变。寻找夏都，不应该是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漫无目的地寻找一座符合后世标准的“ walled city ”（有城墙的城市）。而应该聚焦于河洛地区，去寻找一个以河流为中心、可能没有高大城墙，但祭祀功能、政治联盟功能异常发达的中心聚落群。 二里头虽然在河洛地区，但我们对它的解读，可能“用力过猛”了。我们总想把它塑造成一个类似商朝、周朝那样的集权帝国的首都。但夏朝那个时代，可能根本就不是那个样子。它更可能是一个由众多部落组成的邦联，大禹和他的后继者，是这个邦联的盟主。所谓的“都”，可能更像一个盟誓、祭祀和会盟的圣地，而非一个行政、军事中心。 找不到夏都，技术和运气是一方面，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在于我们的心态。 一方面，我们有“历史正统”的包袱。夏商周，三代相传，这是我们历史叙事的基石。如果夏朝的面目一直是模糊的，这个链条就缺了一环，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所以，总有一种力量，希望能尽快找到一个“物证”，把它“坐实”，好给历史一个交代。二里头，就成了这个“最佳候选”。 另一方面，我们不自觉地被西方的历史标准给“框”住了。什么是文明？要有城市、文字、青铜器。这个“三要素”成了我们衡量一切古代遗址的尺子。所以，我们在二里头拼命寻找“宫殿”，在陶寺遗址寻找“观象台”，在石峁遗址惊叹于它的“石城墙”。 或者说，所谓的“夏”，并不是一个像后世秦汉一样，拥有明确疆域和官僚体系的帝国。它更可能是一个文化上的“共同体”，一个被周边部落公认的、在祭祀和技术上（比如青铜铸造）领先的“核心”。它的影响力是辐射状的，而不是统治式的。 如果我们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跳出“必须找到一座城”的执念，那一切或许会豁然开朗。夏都，可能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区域”。它的核心就在河洛，但它的影响力，却广泛地投射到了山西、陕西，甚至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