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孙科，此人脾气特别大却没什么本事，靠着他爹作威作福，曾经暴打过胡汉民被孙中山气得要枪毙他。 孙科，“民国四公子”之首，听着挺唬人，但真要说他干了啥大事，好像又没几个人说得上来。他这辈子，很大程度上是“沾了国父的光，也受了伟大的累”。 他这个人，脾气是出了名的大，而且是那种不分场合、不管对象的暴脾气。最经典的一件事，就是他跟胡汉民那档子事。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孙科当时是广州市长。为了筹集军饷，孙科搞了个“广州市财政总汇处”，想把全市的财政大权都抓在自己手里。这下可动了别人的蛋糕，尤其是当时广东省长胡汉民的。 胡汉民是什么人？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他觉得孙科这就是胡来，两人闹得不可开交。孙科觉得这事肯定是胡汉民在老爷子面前挑拨离间，越想越气，竟然直接冲到胡汉民的办公室，对着胡汉民就是一顿暴打。胡汉民当时都懵了，好歹也是个大人物，哪受过这等羞辱。 这事儿捅到孙中山那里，老爷子气得浑身发抖。自己的儿子，革命的后代，竟然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干出这种殴打重臣的混账事。孙中山当场就夺过卫士的驳壳枪，指着孙科的鼻子骂：“你这个逆子！我今天非枪毙了你不可！”要不是旁边的人死命拦着，恐怕历史就得改写了。这件事，把孙科的“公子哥”脾气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暴露得一览无遗。 孙科从小在美国檀香山长大，后来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了硕士。孙中山对他也是寄予厚望，不管走到哪，都给他寄各种书，从中国的线装古籍到西方的英文名著，希望他能博览群书，增长见识。孙科也确实爱读书，他家里的书，比谁家的钱都多，这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可以说，他是个“书生”，而不是个“政治家”。 他满脑子都是从书本里看来的西方民主理论，什么“以党治国”，什么“多党制民主”，听着都挺好，但完全不看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他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了实际的。比如抗战开始后，他觉得应该搞多党制，这在战时环境下，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就是一部“屡战屡败”的辛酸史。他看不上蒋介石，觉得老蒋是个搞独裁的武夫。1929年，他甚至在广州另立山头，搞了个“广州国民政府”，公开跟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叫板。结果呢？不到一个月，就因为钱的问题搞不下去了，灰溜溜地收场。这事办的，实在有点小孩子过家家的感觉。 后来，他虽然也当上了行政院长，但基本上就是个空架子。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时候，他想力挽狂澜，可他既没兵权，也没深厚的政治根基，说话谁听啊？最后只能在1949年3月，辞职走人。 蒋介石退到台湾前，据说还专门找过他，说欢迎他一起去台湾。孙科心里那口气还没顺呢，硬是没同意。他卖了房子，先去了法国，后来又折腾到美国。 这一去，昔日的“公子”可就落魄了。孙中山和孙科都有个特点，就是不蓄私财。这在当时算是美德，但真到了国外，没钱的日子可就难熬了。他在美国没什么固定收入，主要靠儿子的接济过日子，一家人挤在个小平房里，自己种菜吃。跟国内当院长那时候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唯一能体现他身份的，可能就是满屋子的书了。据说，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候，他每天也必须去图书馆看书读报，这习惯一辈子没改。 他跟自己第二任太太蓝妮的分开，也挺能说明他这个人的性格。当年他跟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蓝妮动用自己的人脉和财力，帮了他不少忙。结果竞选的关键时刻，爆出了所谓的“蓝妮事件”，说蓝妮利用关系倒卖进口颜料。这事被报纸捅出来，对孙科的选情造成了致命打击。按理说，作为丈夫，他应该站出来为妻子辩解。可孙科呢？他首先想到的竟然是摘清自己，生怕这事连累到他。这一下，彻底伤了蓝妮的心，两人最终分道扬镳。竞选失败了，婚姻也破裂了。 直到1965年，在美国的生活实在清苦，加上年纪也大了，他才最终接受了现实，去了台湾，担任了个“考试院长”的闲职。1973年，孙科在台北病逝，结束了他这复杂又有点窝囊的一生。 回过头来看，孙科这个人，其实挺可悲的。作为孙中山的儿子，他从出生起就被寄予了厚望，所有人都希望他能“子承父业”。他自己也有一腔抱负，想把书本里的理想国搬到现实中来。可惜，他空有理论，却缺乏政治手腕和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他有“公子”的脾气，却没有撑起这份脾气的真本事。 如果他没有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或许他会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学者，一个出色的藏书家。但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他被推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央，最终却只能交出一份不怎么及格的成绩单。他的人生，就像他上海那栋漂亮的别墅一样，看起来很美，但走进去才发现，里面装满了说不尽的失意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