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个寡母把一团棉花塞进7岁儿子的嘴里。又用力地捂着儿子的嘴巴，直到孩子断了气，她才把心放到了肚子里。这件事过后，她对人说：“我不后悔这样做！”
山下那片野杏树开花的时候，邓玉芬正背着竹篓在石头缝里找野菜。
她身上的粗布衣裳早就补成了五颜六色，脚上那双草鞋还是去年大儿子临走前编的。
远处山坡上冒起黑烟，那是日本兵又在烧房子了。 要说这邓家原本就穷得叮当响，邓玉芬嫁到任家时，婆家连个正经茅草屋都没有，全家老小挤在远房表舅家的牲口棚里。
后来七个儿子挨个儿出世，个个光着脚丫满山跑。
大儿子十二岁就跟着货郎走街串巷，二儿子十岁就下河摸鱼贴补家用。
可就是这样，逢年过节锅里能漂着油星子就算烧高香了。 那年开春日本兵把村子划进伪满洲国，说是要建什么"王道乐土"。
任宗武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袋锅子敲得石板当当响："咱祖上三代都是种地的老实人，可也不能给日本人当顺民。"
当天夜里，两口子带着七个儿子，裹着两床发硬的棉被就往深山里钻。 张家坟东南的野山沟成了新家，说是家，其实就是拿树枝搭的窝棚。
山里的日子比外头还难熬，春天的野菜刚冒尖就被抢光了，榆树皮剥得白花花的。
老五有天捡到半截皮带，煮了三天三夜硬是嚼不动。
村里王木匠饿得啃自己棉袄里的棉花，结果活活胀死了。 最要命的是日本兵隔三差五进山搜人，那天晌午太阳毒得很，山脚下突然传来狗叫声。
邓玉芬一把抄起小七就往山洞跑，五岁的孩子饿得直啃手指头。
山洞里黑黢黢的，能听见隔壁洞子老李头家孙子在哭。
小七肚子饿得咕噜响，刚要张嘴哭，他娘的手就捂了上来。 外头皮鞋声越来越近，日本兵叽里呱啦的吆喝声就在头顶上。
小七憋得满脸通红，小腿乱蹬。邓玉芬摸到棉袄破洞里露出的棉絮，心一横扯下一团。
孩子嘴里塞着棉花还在哼哼，当娘的整个人压上去，眼泪吧嗒吧嗒掉在孩子后脖颈上。 等外头彻底没了动静，太阳都偏西了，邓玉芬哆嗦着手去摸孩子的脸，凉的。
她把小七的衣裳理整齐，发现孩子手里还攥着早上给的半块树皮。
这时候她才觉出右手火辣辣的疼，低头一看，手掌被孩子咬得见了骨头。 这事儿后来传到了区里，干部们说邓玉芬是"革命的母亲"，要给她发奖状。
她把奖状叠好压在炕席底下，转头又去照顾伤员了。
那些年八路军的卫生员都认得这个任大娘，她能在石头缝里找到止血的草药，能用半碗糠粥喂活昏迷三天的战士。 其实她家炕头上摆着七个粗瓷碗，每年清明都擦得锃亮。
老大是在平谷县阻击战时让炮弹炸没的，就找到半截绑着红布条的扁担。
老四跟着肖克将军打穿插，冻死在冰河里头。
最让她揪心的是老三，说是被汉奸出卖，让日本兵绑在村口老槐树上活活烧死的。 1945年开春，邓玉芬在河滩洗绷带时听说日本兵要完蛋了。
她把六个儿子的遗物摆在炕上，挨个儿摸过去。
有磨得发亮的弹壳，有染着血渍的党员证，还有半截铅笔头——那是老六参军前给家里写春联剩下的。
外头忽然响起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她才知道这天是日本投降的日子。 后来政府要给老太太盖新房，她摆摆手说住惯了窝棚。
村里小年轻问她咋能挺过来，她指着山崖上的野枣树说："你们看那枣树，年年让人摘秃了，来年照样开花结果。"
说这话时她正弯腰捡柴火，后脖颈上那块被日本兵刺刀划的疤在太阳底下发亮。 等到七十八岁那年，老太太在自家窝棚里咽了气。
乡亲们收拾遗物时发现，炕头小木箱里整整齐齐码着七双布鞋，鞋底纳得密密实实。
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纸，上头歪歪扭扭写着七个名字——那是她七个儿子的生辰八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