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得知周恩来病重时，毛主席：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1974年2月，北京凌晨一点半，赶紧接线，主席要了解总理的病情。”值班员刘景堂压低嗓音催促301医院，这一句夹杂着焦急与无奈的请求，很快被深夜的电话线带向病房。电话那端，医护人员的回答依旧简短：“出血尚未控制，仍需输血。”听筒放下，刘景堂擦了把汗，心里默念：总理可千万挺住。 同一刻，菊香书屋里灯未熄。毛主席靠在枕头上，眼睛已经很难聚焦，却依旧执拐撑身：“他们怎么说？”刘景堂只得据实汇报。毛主席沉默片刻，低声重复：“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语气很平，却叫屋子里所有人都觉得胸口发紧。熟悉的人都明白，这是他表达关切时最直接的方式。 十几年前的欢笑仿佛还在耳边。1952年初冬，第一批重工业恢复数据送到中南海。周恩来翻到钢产量那一页，兴奋得几乎拍桌：“这个数字够不够给主席一个惊喜？”毛主席随手掐烟，瞄了一眼：“不错，咱们总算有了家底。”两个人相视而笑。那笑容背后，是三年摸索、无数调研和一次次深夜争论才换来的底气。彼时，没有人会想到多年后其中一位将躺在病床上以输血维系生命，另一位则靠放大镜辨认文件。 时间再往前推。1935年遵义会议前夜，周恩来悄悄把几页手稿塞到毛主席手里：“这是会上的发言提纲，你看看。”毛主席点点头，心里明白，这不仅是信任，更是一次有分量的支持。遵义会议最终确立了新的领导格局，外界每天都在猜测幕后博弈，知情者却清楚：若无周恩来的主动让位与坚决表态，会议未必成行。多年以后，毛主席回忆那段往事曾说：“最难的时候，是恩来帮我顶住了。” 1949年初春，西柏坡窑洞里寒气逼人。毛主席在分析北平和南京局势，突然停笔：“新政府里，周恩来当总理，这事我先说出来，大伙儿没意见吧？”众人齐声称是。毛主席把铅笔往桌上一戳：“他干内务最合适。”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决定，实际上继承了两人在长征、抗战甚至重庆谈判时建立的默契：军事我来定盘，行政交给你去磨合。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新中国由此运转开来。 1957年三门峡工地上尘土飞扬，周恩来走到堤坝边缘，示意总工程师戴上安全帽：“主席不同意咱们个人冒进，可水利大项目必须盯紧。”说完他把详细方案装进公文包，随即飞回北京。当天深夜，他把数据交到菊香书屋。毛主席看完图纸，用毛笔圈了两处：“有理，缓建不等于不建，这样办。”这一次，又是争论后的共识。但谁能想到，为这一纸批示，周恩来熬了整整三天三夜，旧疾复发。 进入70年代，两人都已是疾病缠身。毛主席关节痛得无法下床，文件必须用放大镜看；周恩来的肿瘤已影响胃肠，出血成了常态。来中南海汇报工作的干部常见这样一幕：主席房间里，厚厚一摞文件等待批示；旁边桌上，记录员正翻阅总理当天的工作日程，一行鲜红的批注——“需休息”——却总是被下一条“外事接见”覆盖。 1974年早春的那通电话不过数分钟，却把两位老人半生的交集拉到眼前。回想1925年广州农讲所，毛主席解释农民问题时眉飞色舞，周恩来坐在台下频频点头；再想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站在台上调度三万工人，毛主席远在湖南组织农军，彼此却清楚地听见对方的脚步声。几十年风云变幻，多少同志先后离去，最后撑在舞台中央并肩的仍是他们两个。 有人问，毛主席为何如此信赖周恩来？理由说起来一点也不神秘。一，业务能力强。周恩来对数据的敏感与对程序的严谨，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少见的行政天赋。二，政治方向一致。重大关口，他从未摇摆。三，人脉广，遇事能摆平。外界调侃“周恩来总理是共和国的消防队长”，其实也道出了毛主席的用人之道——好用、耐用、可信。 当然，两人并非从不争执。1956年关于“是否加速建设12年工业计划”，两人曾拍桌子互不相让。深夜散会后，工作人员看见周恩来的茶杯还在冒热气，毛主席房间烟雾缭绕，谁也没退半步。第二天凌晨，两人又坐在一起，用最平静的语气找妥协点。这种“先针锋相对，后心平气和”的模式，数十年来反复上演，外人看着累，他们自己却驾轻就熟。 1974年下半年，中央开始筹备四届人大。有同志提出，总理病重，是否另设常务副总理以分担工作？毛主席挥手打断：“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这话不用再提。”那一刻，屋里没有人再开口。因为大家清楚，主席不单在维护周恩来的职位，更是在守护几十年合作的制度安排。没有周恩来坐镇，很多细琐事务无人能够如此妥帖地抚平。 1976年元旦清晨，周恩来听到毛主席新作的两首词，嘴角微微上扬，随即长叹：“字写得比以前小了。”邓颖超握着他的手，没有说话。两人都明白，写词的人用尽了力气。此时距离那通催问病情的电话不足两年，却仿佛跨过了半个世纪。病房外的保健医生日夜轮值，只求意外不要来得太快。 1月8日清晨，监护仪出现长时间平线。医生宣布：9时57分，总理逝世。噩耗传到中南海，毛主席久久无言，只抬手摸了摸额头，低声说了一句：“痛失肱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