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通房丫鬟的存在，从来不是简单的“贴身伺候”，而是主子行房时候的工具，一整晚都得守在床边，主子需要时，得赶紧递汗巾，点安神香，手脚麻溜地帮忙宽衣解带，新婚之夜对她们来说更遭罪。 这种身份的特殊性，从源头就注定了依附性。 通房丫鬟多是家生丫鬟，自小在主家院里长大，七八岁起就跟着老妈子学规矩：走路不能有声响，递东西要双手捧过头顶，主子说话时眼睛得看着地面。 到了十二三岁，身子骨稍长些，便被正式拨到少爷或老爷的卧房隔壁，所谓“通房”，便是房间与主子卧房相连，中间只隔一道可推拉的门，夜里门虚掩着，主子的呼吸声、翻身声，都得听得一清二楚。 白日里的活计，看似与普通丫鬟无异：晨起要先将主子的里衣在炭盆上烘得温热，牙粉得调得稠稀适中，连帕子的叠法都有讲究——必须是三折成方，边角对齐床沿。 但到了夜晚，界限便彻底模糊。主子与妻妾行房时，她们不能退远，得守在门外或帐边，眼睛盯着帐内的动静，耳朵辨着细微的声响。 若是听到主子咳嗽，要立刻摸黑找出润肺的蜜饯；若是帐内传来低语要水，得端着早就温在炉上的茶，轻手轻脚地递进去，不能抬头，更不能停留。 有本家旧例记载，某官宦家的通房丫鬟，因夜里递汗巾时慢了半拍，被主子呵斥“眼里没活”，第二天就被发卖到了偏远庄子。 新婚之夜是这重身份最残酷的显影。按不少地方的婚俗，新娘入府前，通房要先“试房”——不是简单地检查被褥，而是要亲自侍寝，替新娘“验明”丈夫的身体，甚至被要求记下细节回禀主母。 这种打着“为新人周全”旗号的安排，实则将一个年轻女子的身体当成了试验品，她没有拒绝的权利，甚至连羞赧的资格都没有，只能按老妈子教的规矩，完成一套程式化的“服务”。 即便不涉及侍寝，新婚夜的通房也不得安歇：主子与新娘就寝后，她要跪着收拾地上散落的衣物，将弄脏的床单拆下来，在冰冷的铜盆里搓洗，手上的冻疮被肥皂水浸得生疼，也只能咬着牙不敢出声。 天未亮时，还要提着沉甸甸的夜壶穿过院子，寒冬腊月里，夜壶边缘结着薄冰，溅在手上的尿液瞬间冻成冰碴，疼得指尖发麻。 在府里的权力网络中，通房丫鬟是最边缘的节点。 正妻会利用她们打探丈夫的行踪，若是发现丈夫与其他姨娘亲近，便会迁怒于她们，骂一句“眼皮子浅，不会拦着”；姨娘们则嫉恨她们离丈夫最近，常寻由头罚她们跪祠堂，或是故意摔碎东西让她们赔偿。 她们夹在中间，连哭都得找没人的角落——某本清代家族账簿里，就记着“通房春燕，因无故啼哭，扣月钱半月”。 更绝望的是“恩宠”带来的幻象。有些通房被主子宠幸多年，甚至生下子女，但孩子生下来就会被抱走，由正妻或得势的姨娘抚养，她们连喂奶的权利都没有，只能远远看着，孩子长大后，还要对着他喊“小主子”。 若主子失了势，或是她们年老色衰，命运便急转直下：年轻些的可能被指给府里的小厮，换几匹布或几两银子；年纪大的，多被派去看守库房或菜园，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耗到油尽灯枯。 《红楼梦》里的平儿，算是通房里境遇好的，可即便如此，她仍要在王熙凤的威压下小心翼翼，连自己的嫁妆都不敢添置，更别提真正的自主。 这些女子的存在，本质上是封建制度对女性身体与劳力的双重掠夺。 她们被训练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却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被要求“手脚麻利、伺候周全”，却连决定自己何时休息的权利都没有。 她们的青春、尊严、甚至生育能力，都成了主家的“财产”，可在族谱里，连个注脚都捞不到。 如今再看这些零星散落在史料、小说里的记载，那些深夜里的脚步声、铜盆里的搓洗声、角落里的隐忍哭声，拼凑出的不仅是一群女子的悲剧，更是整个封建体系对人性的碾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