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岸英牺牲，苏联老师连声叹息：他是一个全才，太可惜了 “1951年3月的一天，你们听说了吗？岸英在朝鲜……”办公室门口传来俄籍同事压低的嗓音。话音未落，坐在窗边改作业的郑一俊猛地站起，手里的铅笔折成两截——那份写着“毛岸英阵亡”的战报，终于还是递到了他面前。 自此向前推十四年，1937年冬，莫斯科终年灰白的天空下，一辆旧卡车停在莫尼诺儿童院门口。年仅十五岁的“谢尔盖·毛”背着行李跳下车，笑得腼腆，却伸手替弟弟提箱。护送干部刚转身，他已用一口娴熟的俄语问路。孩子们不知道，这个新同学的真实姓氏会在数年后响彻中国战场，而郑一俊也尚未意识到，他与毛岸英的师生缘分，从此写入两国档案。 郑一俊早来半年。其人河南南阳书香门第出身，年轻时唱戏、改剧本、背《史记》，跳出家学的条条框框，一股子不服输。1920年代奔法勤工俭学，转年改道莫斯科大学研究东欧文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旗下的儿童院担任教导主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管饭、管书，也顺手管管娃娃们乱打雪仗”。 儿童院原本只允许讲俄语，外语课开德语，中文缺了门。1937年春，延安发来电报：“中共干部子弟必须系统学习本国语言与历史。”组织物色懂俄语又懂中文的教员，名单翻来覆去，最后落在郑一俊身上。比起学术头衔，大家更信他那股“跟孩子掰扯也能把《二十四史》讲得像评书”的功夫。 第一堂中文课，毛岸英坐在倒数第二排，袖口被墨水染得乌青。郑一俊拿《史记·鸿门宴》开局，先把刘邦、项羽的性子拆解，再问学生：“如果你在烛光暗影里，要不要劝项羽下杀手？”毛岸英皱眉盘算半晌，回答：“要看天下局势，不看私怨。”一句话让老师挑眉。课后闲聊，两人从秦汉聊到苏俄十月革命，郑一俊心想：这小子年纪不大，步子迈得倒大。 教材短缺，他们便自制读本：剪报、誊抄、打蜡板。一到周末，郑一俊带着七八个孩子钻进图书馆，连夜翻译中文参考书名，再逐段对照。灯熄了，毛岸英常揣着小手电，把词汇抄在废纸背面；早晨收工，字迹却极工整。用郑一俊的话说，“小伙子求知像上了发条，不拨停”。 1939年，欧洲局势骤然紧张，儿童院防空警报声此起彼伏。一次演练间隙，毛岸英问老师：“为什么群众会把希望投注在领袖？是信仰，还是习惯？”郑一俊没急着回答，只拍拍他肩膀：“想懂这一点，你得先去看真实战场。”也正是那年秋天，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决定整体搬迁，毛岸英兄弟被转至伊万诺沃，郑氏夫妇则调入共产国际中国部。站台风大，郑一俊把一册《资治通鉴》塞到岸英包里，说：“日后若有机会回国，用得着。”列车汽笛拉长，师生从此各赴前程。 1946年4月，毛岸英回到延安，再见父亲毛泽东。谈话中，他把莫斯科岁月娓娓道来。主席笑问：“俄文还顶用吗？”岸英答：“顶用，不过中文底子更要紧，这得谢郑老师。”同年秋，随解放军南征北战，他走过东北、华北，又在东北野战军担任翻译、作战参谋。有人打趣：“毛主席儿子拿俄文吃饭？”他摇头：“打仗靠脑子，语言只是工具。”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急报飞抵北京。志愿军总部缺懂俄语又能统筹后勤的参谋，彭德怀一句“岸英去不去？”毛岸英立刻报名。不少战友劝他多考虑，毕竟这是“零距离”与美国空军过招，危险指数高得吓人。他只挥挥手：“我二十多岁，不上谁上？” 同年11月25日清晨，美军B-26轰炸机突袭志愿军司令部。刚端完早饭的毛岸英冲进指挥帐篷，核对地图、叫通信兵关灯。炸弹落下，指挥部被燃烧弹点成火海，毛岸英与警卫排战士姜兆泉牺牲，年仅二十八岁。 噩耗传回莫斯科。郑一俊获悉后，把当天授课停掉，独自坐在教师宿舍，窗外零下二十度，他却没合上大衣。俄同行安慰，他只低声重复一句：“Это редкий талант， погиб зря（一个难得的全才，就这么没了）。”屋里炉火噼啪，却驱不散那股凉意。 1940年代，郑一俊曾私下评价过几个中国孩子，认为“问得最深、读得最杂”的是毛岸英；十年后，事实正好佐证：这位学生在军事、政治、外语、后勤工种间快速切换，隐姓埋名，却依旧保持清醒和好奇。可惜战火无眼，人才未及绽放，生命戛然而止。 半个多世纪走过，朝鲜停战协定已成教科书条目，但翻开志愿军伤亡名单，“毛岸英”三个字仍让无数老兵噙泪。不少人疑惑，为何非要让领袖之子冒险上前线？答案或许简单——在那个枪炮压耳的年代，他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二战士兵中的普通一员。郑一俊当年评价他“全才”，并非只指知识广博，更指那种“哪里需要就去哪里”的担当。倘若他能看到朝鲜停战日，也许会把那本随身携带的《资治通鉴》重新翻到“天下为公”那一页吧。 郑一俊后来告诫新生：“学问不是纸面功夫，书要读在脑里，更要带到路上。”每逢有人好奇，他仍会讲到那个勤抄英语单词、又能与苏联老师辩论《联共党史》的少年，只是声音低沉：“他本该成中国最好的干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