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9年12月，解放军在追击马家军残匪时，司号兵杨忠孝打死了一个穿着与众不同的匪徒，没想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匪首马英。 （参考资料：2021-05-06 西宁大通县妇联——「党史学习教育」平息“十月匪乱”——大通党史之三） 1949年12月初，青海大通县的寒风中暗流涌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但盘踞此地多年的马步芳势力并未彻底清除，一场旨在颠覆新生政权的武装叛乱，正悄然拉开序幕。 事件的根源，要追溯到大通解放之初，国民党第八十二军军长马继援，作为马步芳之子，在溃败前于桥头镇召集了一次团以上军官会议。 他下达的指令清晰而阴险：重武器全部就地销毁，亲信军官深入牧区，普通士兵则携带枪支马匹各自返乡，武器埋入地下，战马伪装成耕马，军人脱下制服换上便衣。 这套策略的核心，就是化整为零，将武装力量渗透进社会肌理，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马继援的长期潜伏计划，在地方上被执行者扭曲成了一场短视的暴力豪赌，国民党第一二九军骑兵第八旅少将旅长马英、第十四旅旅长马福旺等人，成了这场叛乱的一线指挥。 他们迅速与地方上的恶霸地主冶生华、马鸿骥、马耀武等人勾结起来，形成了一个顽固的旧势力核心。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拉起队伍，他们打出了“保族保教”的旗号，这对于当地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更恶劣的是，他们采取了“杀父逼子”的极端胁迫手段，强迫大量平民加入叛乱，短短几天内，一支裹挟了超过五千人的乌合之众便集结起来，声势浩大。 这支队伍的构成，注定了其内在的脆弱，少数顽固的旧军官和地方恶霸是其骨架，但血肉却是被欺骗和胁迫的普通百姓，他们缺乏统一的信念和战斗意志，这为日后解放军的政治分化瓦解工作埋下了伏笔。 12月5日，叛乱爆发，叛匪兵分多路，同时包围了大通县城、桥头镇、东区区政府以及上乱泉的解放军驻地，甚至连凉州庄的征粮工作组也未能幸免。 当天傍晚，数千人组成的四个大队从四面八方猛攻县城，企图一举拿下这个新生政权的象征。 叛匪的突然袭击，撞上了一套坚韧的立体防御体系，县城内，解放军九团二营的两个连和机枪连是防御的中坚力量。 同时，干部轮训队的部分人员和县大队的战士也迅速投入战斗，县政府的留守工作人员同样拿起了武器，与军队并肩作战。 更重要的是，农会干部们行动起来，组织群众加固城防工事，成立担架队抢救伤员，这种军民一体的联防体系，展现了新生政权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叛匪连续两晚发动猛攻，均在军民的坚守下宣告失败。 城内坚守的同时，高效的外部增援网络已经启动，青海省军区政治部迅速发出平叛指示。 12月5日当天，三师师长兴中就率领七团两个营及侦察连，从西宁出发，下午便抵达桥头，稳住了外围局势，次日，驻扎在乐家湾的二师六团和炮兵团一个营也赶到桥头，带来了强大的火力支援。 解放军的增援并未就此停止，12月8日，团政委冀春光率领另一支部队抵达大通，到了12月12日，为彻底清剿残匪，二师骑兵营更是从湟中县日夜兼程，赶赴桥头战场。 步兵、炮兵、骑兵梯次投入，兵种协同，形成了一张越收越紧的天罗地网，解放军的战术清晰而有效，增援部队首先着手解除外围之围。 在桥头，他们迅速抢占了中垭壑、俄博、业坝台大墩等制高点，内外夹击，一天之内就歼灭叛匪三百余人，俘虏五百余人，叛匪的攻势被有效遏制，战场主动权开始易手。 随着军事压力的增大和解放军的政治争取，被胁迫的群众开始大规模动摇、离散，叛乱的根基被迅速瓦解。 解放军随即转入分兵围剿阶段，多路部队协同作战，对窑洞庄以南山区的叛匪主力形成合围之势，在极拉、煤洞沟等地，叛匪被接连重创。 12月12日，决战来临，马英组织起最后的六百余名顽固分子，孤注一掷地反扑桥头南山，早已赶到的解放军二师骑兵营与步兵协同作战，对这股残匪实施了致命夹击，在新城庙沟的战斗中，叛匪主力被击溃，伤亡超过二百人。 匪首马英在混战中见势不妙，企图逃跑，当他逃至上庙沟村来去沟的锁子墙下时，被解放军司号员杨忠孝发现并当场击毙。 核心人物的死亡，宣告了这场叛乱组织上的彻底终结，同日，解放军主力部队在大垭壑山将剩余叛匪主力包围，毙伤俘三百五十余人。 至此，历时八天的大通“十月匪乱”被彻底平息，这场胜利，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剿匪军事行动。 它深刻地揭示了，马步芳残余势力那种依靠阴谋、欺骗和暴力胁迫构建的策略，在新生人民政权系统性的军事组织和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面前，是何等不堪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