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倒回到一个月前，1975年8月，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夜色深沉，书房里昏黄的灯光洒在灰绿色羊毛地毯上，空气中混杂着中药的苦涩和线装书樟木箱的淡淡清香。 毛泽东躺在沙发上，盖着墨绿色毛毯，宽大的灰白色棉质睡衣松松垮垮地裹着他因肺心病而浮肿的身体。 他的视力只剩0.1，连文件都得靠工作人员用20倍放大镜放大后代读。双侧耳聋让他听不清周围的声音，只能靠秘书贴着耳朵转述。 周恩来推门而入，西装笔挺，却掩不住内里藏着的尿液收集袋。他刚做完第四次膀胱癌手术，体重从130斤骤降到80斤，握手时，毛泽东察觉到他手部的颤抖。两人对视，眼神里藏着几十年的默契与沉重。 “主席，我来汇报工作。”周恩来的声音低沉却坚定，像是用尽全身力气挤出这句话。 毛泽东摆摆手，示意他坐下，声音沙哑却直击要害：“恩来，江山要谁来守？”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砸在周恩来的心头。 他愣住了，嘴唇微微颤抖，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主席，邓小平同志可以担此重任。” 这一幕，发生在1975年四届人大后不久。彼时，国家正处于动荡的边缘，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深知，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毛泽东的肺心病让他连起身都需要扶手辅助，周恩来则在手术台上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这场对话，不是简单的权力交接，而是两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对国家未来的最后托付。 回到9月20日的手术室外。周恩来为何突然叫住李先念？原来，就在手术前一刻，他还在默算四届人大的后续会议安排。 护士回忆，他躺在推车上，闭着眼睛，嘴唇微微蠕动，像是在计算日期。突然，他睁开眼，语气急切：“把李先念同志请来，我有事要交代。” 李先念匆匆赶到手术室外，周恩来强撑着虚弱的身体，低声叮嘱：“经济工作不能停，主席的身体也要多关注。” 短短一句话，耗尽了他最后的力气。护士推着他进入手术室，26°C的恒温手术室里，钛合金导尿管冰冷地插入他的身体。他咬紧牙关，没有一丝呻吟。 术后苏醒，周恩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关心自己，而是问秘书：“主席的体温报来了吗？” 那一刻，医护人员都红了眼眶。这个已经瘦到皮包骨的总理，脑海里装的依然是国家大事和毛泽东的安危。 1975年的中国，内外压力交织。四届人大刚结束，邓小平被周恩来力荐复出，试图稳定局势。 然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却像一盏盏即将燃尽的灯。毛泽东的书房里，氧气瓶常备在屏风后，工作人员每次汇报都得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他脆弱的神经。 周恩来的305医院病房里，输液架被改造成可移动的文件架，他甚至边输血边批文件，西装还得专人改小尺寸，才能勉强套在身上。 两人的病痛，折射出那个年代的艰难。毛泽东拒绝手术，坚持留在长沙养病，1974年12月，他甚至在病床上力排众议，同意周恩来的建议，让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 周恩来则拖着病体，飞赴长沙，亲自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那次会面，他站了整整25分钟，作完政府工作报告后，差点虚脱。 他们的坚持，源于对“江山”的责任感。1975年7月1日，中泰建交公报签署，这是两人最后一次共同参与的外事活动。 毛泽东在病床上与泰国总理会谈，周恩来则强撑着签下文件。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返程途中，坐在车里闭目流泪，无人知晓他内心的沉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305医院逝世。消息传到毛泽东耳中，他躺在卧室，闭目泪流。 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的电视机反复播放周恩来的追悼会录像，他伸出颤抖的手，指腹触碰着荧屏上的灵车，仿佛想留住那个并肩作战半个世纪的战友。 天安门广场，零下12℃的寒风中，民众自发跺脚取暖，沉重的脚步声像在为总理送行。 十里长街，白色菊花铺满道路，那是毛泽东送的花圈，缀满了南京中山陵培育的雪球菊，寄托着高洁与哀思。西花厅的挂钟，永远停在了9点57分——周恩来逝去的时刻。 毛泽东在周恩来去世8个月后，也离开了人世。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工作人员的低语：“我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藏着他对江山的牵挂，对战友的思念。 “江山要谁来守？”这句问话，不仅是1975年病榻上的低语，更是贯穿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生的信念。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他们用病躯撑住将倾大厦，是真正意义上的背卧长城。” 他们的故事，像一盏灯，照亮了那个动荡年代的信念与坚持。周恩来用颤抖的红笔在最后一份报告上写下“托、托、托”，仿佛在用尽全力，将江山交给下一代。毛泽东则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选择了信任战友的推荐，为国家铺就未来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