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55年清官，活了85岁，乾隆贬了刘墉5次，嘉庆却给了他新生 紫禁城的青砖被雨水打湿时，刘墉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走出养心殿。这是他第五次被乾隆贬官，从礼部尚书降到顺天府尹，官阶掉了三级，可他怀里揣着的弹劾和珅党羽的奏折，边角都被手指攥得起了毛边。同僚们都劝他“少管闲事”，说和珅正得圣宠，何必硬碰硬？他却摸着花白的胡须笑道：“官帽可丢，良心不能丢。” 刘墉这辈子像棵倔强的老松，在官场的风雨里站得笔直。30岁入仕那年，他就敢顶着压力查办山东巡抚国泰的贪腐案，哪怕国泰是和珅的亲信，哪怕乾隆暗示“点到为止”，他硬是查得水落石出，逼着国泰伏法。那回乾隆虽赞他“刚正”，却转头就把他调到江宁做知府，远离权力中心。有人说这是敲打，他却把江宁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送他“刘青天”的匾额，他都让人挂在府衙外的槐树上，说“这匾额该对着百姓，提醒我别忘本分”。 在乾隆朝的五十五年里，刘墉的仕途像坐过山车。刚因主持修撰《四库全书》受赏，转眼就因“进呈文稿有误”被贬；刚凭平反冤狱升了官，又因“办事迟缓”被降职。乾隆喜欢他的才华，却又忌惮他的刚直，尤其讨厌他总盯着和珅的贪腐不放。有次乾隆在朝堂上问他：“你说和珅是忠臣还是奸臣？”他弯腰答：“臣老眼昏花，只看得出谁在做事，谁在搂钱。”这话噎得乾隆脸色发青，第二天就下旨把他调到工部管工程——最苦最累，还最容易背黑锅的差事。 可刘墉从没抱怨过。管工程时，他带着干粮去工地监工，把偷工减料的官员怼得哑口无言；贬到地方时，他微服私访，把欺压百姓的劣绅绳之以法。80岁那年，他还拖着病体去河南赈灾，跪在泥地里给灾民分粮，百姓说“刘大人的膝盖比衙门的鼓还灵，一跪就有活路”。他的官服总是洗得发白，家里除了满架的书，连件像样的摆设都没有，有人送金银珠宝，他原封不动退回去，只收百姓送的布鞋、草帽，说“这些比金子还贵重”。 乾隆驾崩那天，刘墉正在家整理旧案牍。听到消息，他对着紫禁城的方向磕了三个头，眼泪掉在泛黄的奏折上。嘉庆亲政后第一晚就密召他入宫，红着眼问：“刘爱卿，和珅这颗毒瘤，该怎么剜？”刘墉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他几十年收集的和珅罪证，从贪污的银两数目到结党营私的名单，记得清清楚楚。“皇上若信老臣，老臣愿主持查办。”他的声音虽苍老，却带着斩钉截铁的力量。 那三个月，81岁的刘墉忙得脚不沾地。他顶住和珅党羽的威胁，连夜审讯涉案官员，把和珅贪污的二十亿两白银一笔笔查清。当和珅被赐死的消息传开，百姓在街头放鞭炮，说“刘青天终于等到了晴天”。嘉庆握着他的手说：“爱卿受苦了，先帝亏待你了。”他却摇头：“臣不算苦，苦的是那些被贪腐坑害的百姓。如今皇上圣明，臣就算累死也值。” 此后五年，刘墉成了嘉庆最倚重的大臣。他主持修订律法，废除了不少苛政；他保荐贤才，让有能力的清官得到重用。85岁病逝那天，他还在批改奏折，案头放着刚写好的《劝学篇》，劝诫新科进士“当官要学竹子，扎根泥土，挺直腰杆”。嘉庆亲自去吊唁，看到他家徒四壁，只有一箱旧书和几件旧衣，忍不住落泪：“这样的清官，千年难遇。” 刘墉的一生，像面镜子照出两代帝王的胸襟。乾隆需要他的才华装点盛世，却容不下他的锋芒；嘉庆懂得他的价值，用信任给了他施展抱负的舞台。可无论被贬多少次，他始终守着“清”字诀，用五十五年的坚守证明：官场或许有风雨，但只要良心不丢，正道就不会绝。如今说起刘墉，人们记得他的“罗锅”，更记得他在浑浊世故里，活成了一束不折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