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赖雅瘫痪，大小便失禁，张爱玲日夜照顾。 1965年10月的一个下午，张爱玲接到医院的电话：丈夫赖雅中风了，左半身完全瘫痪，赖雅当时65岁，是美国的二流作家，靠教书和写作维持生活。这次中风彻底改变了两人的命运轨迹。 医生说赖雅需要长期护理，医疗费每月至少500美元，这对当时收入微薄的张爱玲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她刚完成的英文小说《北地胭脂》被三家出版社拒绝，手头的积蓄只够维持几个月。 赖雅有个女儿叫霏丝，住在西海岸，有自己的家庭，张爱玲联系她希望能分担照料父亲的责任，但霏丝以工作忙、孩子小为由推辞了，最后还是说了实话：父亲再婚后，父女关系早就疏远了。 张爱玲只能独自承担这个重担，她把迈阿密大学驻校作家的职位推掉了，那本来是她在美国文坛翻身的好机会，取而代之的是搬到俄亥俄州，在当地大学找了份兼职教书的工作。 他们租的公寓很小，一室一厅，月租150美元。张爱玲把客厅改成病房，放了张行军床给自己睡，赖雅住主卧，每天早上她要先给丈夫喂药、换尿布、擦身子，然后匆匆赶去学校上课。 晚上回来还要做饭、洗衣、按摩，赖雅的左手完全不能动，说话也含糊不清，情绪经常暴躁，有时候他会因为饭菜不合口味发脾气，把碗摔在地上，张爱玲默默收拾干净重新做。 为了增加收入，张爱玲同时接了好几份翻译工作，白天教书，晚上照顾赖雅，深夜就在厨房的小桌上翻译稿子，她把母亲留下的几件首饰都卖了，包括一个翡翠手镯，那是她仅剩的念想。 1966年春天，香港的电影公司找她写剧本，稿费比较丰厚，张爱玲咬牙接下了，但条件是要带着赖雅去香港，她推着轮椅上飞机，在港岛租了间小房子，一边照料丈夫一边赶剧本。 那段时间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眼睛经常充血红肿，有一次写《一曲难忘》的剧本，连续熬了三天三夜，最后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发现稿纸上都是血渍，原来是鼻血流出来的。 赖雅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候能坐起来说几句话，有时候连吞咽都困难，医生说这种情况很难预测能维持多久，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张爱玲心里有数，这将是一场持久战。 回到美国后，张爱玲更加拼命工作，她给香港的杂志写连载小说，给台湾的出版社翻译书籍，甚至写过肥皂剧的剧本。同行都说她什么活儿都接，一点作家的架子都没有。 1967年秋天，赖雅的情况急转直下，开始拒绝进食，医生说这是晚期症状，时间不多了，张爱玲请了两周假，日夜守在病床前，10月8日凌晨，赖雅安静地停止了呼吸，享年67岁。 葬礼很简单，只有张爱玲和几位同事参加，她穿着黑色的套装，神情平静，没有掉眼泪。朋友们都觉得她太冷漠，但其实她心里已经麻木了，两年的煎熬早就耗尽了所有眼泪。 这段婚姻让人想起她二十多年前的那段感情，胡兰成也是比她大很多岁，也是在她最需要支持的时候让她失望，不同的是，胡兰成是主动背叛，赖雅是被疾病击倒。 当年和胡兰成分手时，张爱玲给了他30万元稿费，相当于她三年的收入，那笔钱在1947年可以买三十套房子，她却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只为了彻底断绝关系。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分手费和这次的医疗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她用尽全力为一段感情买单，只是一个是为了结束，一个是为了延续。 赖雅去世后，张爱玲继续留在美国，她搬到加州，在大学里找了份中文讲师的工作，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但她已经47岁了，青春年华都耗在了两段不顺遂的感情上。 她开始专心写作，完成了《红楼梦魇》等学术著作，但创作激情大不如前，再也写不出《倾城之恋》那样灵动的小说了，朋友说她变得沉默寡言，仿佛把所有的话都写在了书里。 1970年代末，张爱玲搬到洛杉矶定居。她租了间小公寓，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家里只有最基本的家具，连电视都没有，她说自己需要安静，不想被打扰。 有传言说她晚年其实并不缺钱，台湾和香港的版税收入不少，银行存款有几十万美元，但她坚持过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也许是习惯了节俭，也许是看透了物质的虚无。 1995年中秋节，房东发现张爱玲在公寓里去世。 按照她的遗嘱，骨灰被撒进了太平洋。没有墓碑，没有纪念仪式，就像她活着时一样低调。 回看张爱玲的两段感情，都充满了付出和牺牲，第一段是她主动的爱情冒险，第二段是她被动的道德承担，无论哪一种，都消耗了她大量的精力和才华。 也许正是这些人生的苦难，让她的文字有了更深的底蕴。《小团圆》里那些关于爱情和人性的洞察，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痛苦，很难写得如此透彻。 信源：林力. 张爱玲和她的美国丈夫[J]. 湖北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