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共和国0001号烈士，1955年授衔时，彭老总一提到他的名字，毛主席就忍不住泪流满面，汇报被迫中断，他是谁？ 1921年3月，毛主席考察南县第一高等小学，听说学生段德昌因督学贪污、伙食恶劣，带头组织同学抗议，最终督学被撤职，自己却受警告处分。 毛主席当即提出见他，两人相谈甚欢，这个敢担当、有抱负的青年，深深印在毛主席心中。 “五卅”惨案爆发后，段德昌牵头组建“青沪惨案南县雪耻会”，带人在码头查禁洋货，同年6月加入共青团，9月转为中共党员。 组织看中他的才干，送他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他在声讨蒋介石叛变的公开信上签名，遭禁闭。 蒋介石亲自拉拢，却被他怼得哑口无言：“我为国民革命而来，提意见是盼革命早成，何罪之有？要关就关，欲除就除，无错可认！” 蒋介石恼羞成怒将其开除，幸得周总理赏识，推荐他进入中央政治讲习班继续学习。 随后，段德昌投身北伐战争，任第8军政治部宣传科长。 攻打醴陵、平江、汀泗桥时，他带宣传科人员冲前线，抬担架、送物资、做战地宣传，被群众赞为“铁科长”。 蒋介石签发表扬通报时，曾向心腹感慨：“为何段德昌这般有才的人，偏偏跟着共产党？” 1926年武昌战役，段德昌率军攻南门，十多天不下火线，时任第8军1营营长的彭老总对他敬佩不已。 后来追歼逃敌时，两人在玉泉山关帝庙偶遇，彻夜长谈。 彭德怀问：“共产党员打仗为何如此勇敢？”段德昌答：“勇敢源于理想——共产主义要消灭人剥削人，让工农都过好日子。” 这番话点醒了迷茫的彭老总，让他下定决心追随共产党。 1927年“马日事变”后，段德昌转移到贺龙任军长的第20军，参与南昌起义，起义军溃散后，他化装潜回湖北，又奉命赴鄂西开展农运。 1928年1月，在段德昌的介绍下，彭老总入党，此后多年，彭老总填写任何履历表，都会在“入党介绍人”栏端端正正写下“段德昌”，终身认他为“革命领路人”。 随后他率队奇袭团防局，攻克公安县城，处决40余名劣绅，释放被捕党员与群众，将没收的粮款分给贫苦农民，史称“公安暴动”。 他用缴获的武器组建公安游击大队，后转战洪湖，与当地游击队合编为洪湖游击队，任队长，一边严格练兵，一边创建革命根据地。 面对国民党军“围剿”，他率部避实击虚，日夜骚扰敌军，在聂家岭击溃敌军1个团，又连获三官殿、杨树峰等战斗胜利，逐步扩大洪湖根据地，使江陵、石首、监利等地根据地连成一片。 他还总结出“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的游击战术，与毛主席提出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异曲同工。 1930年，洪湖游击队扩编为红6军，段德昌任纵队长，三个月内连克十余座城镇，推动洪湖苏区正式成立，成为湘鄂西面积最大、最稳固的根据地。 1931年两次反“围剿”中，他用“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的战术，四克朱河、两占峰口，恢复并扩大苏区，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 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夏曦到湘鄂西，将红2军团缩编为红3军，段德昌领导的独立团扩编为红9师，他任师长。 然而此时，夏曦发起“肃反”运动，大批革命功臣被诬为“改组派”，惨遭迫害，洪湖苏区丢失，红军从2万余人锐减至3000人。 段德昌坚决反对，每次开会都拍案抗争，遭夏曦忌恨。 1933年3月金果坪会议上，夏曦声称丢苏区是“肃反”不彻底，还提议解散党组织，段德昌当场质问：“你把红军搞完、苏区搞光，是革命功臣还是罪人？” 1933年5月1日，夏曦召开“公审大会”，给段德昌安上“分裂红军”“搞暴动”的莫须有罪名，决定执行死刑。 段德昌毫无惧色，对众人高呼：“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我信中国革命必成，红军要打回洪湖，别忘洪湖人民；要恢复党组织，没党领导红军寸步难行；肃反到我为止，别再自相残杀！” 临刑前，他还叮嘱：“红3军子弹紧缺，杀我别用子弹，留给敌人，刀砍火烧都可！” 他牺牲时仅29岁，群众含泪安葬他，在坟前栽下29棵青松，不少人在祠堂供奉“火龙”牌位，铭记这位救民于水火的英雄。 段德昌最令人敬佩的，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绝对忠诚，哪怕付出生命，也要说真话、护正义，这份信仰的硬气，至今令人动容。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将“中共字第0001号”烈士证签发给段德昌，这份荣誉背后，是对他革命贡献的最高认可。 段德昌是湘鄂西苏区创建者、红军高级将领，却因内部错误蒙冤，他的经历，正是早期革命艰辛与牺牲的缩影。 后来他被列为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入选“新中国成立突出贡献英雄模范”，这些荣誉，是历史还他公道，是党和人民从未忘记他的证明。
